端坐于家中的电脑前，一本本样刊或一张张稿费单从远方飘然而至，准确落入我挂在两区交界处城市郊区的家庭邮箱内。
笔走龙蛇四十年，往事如梦亦如烟。像这种“人在家中坐，信从天上来”的美事，在改革开放之前或初期都是难以想象的。
1978年夏天，高考一战败北，我带着十二分的不甘心，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偏僻小村。所幸当时的社会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文化启蒙”思潮成为当时的主流。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的推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在公社邮局书架上与一本复刊不久的文学杂志邂逅，让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文学创作。
写稿寄信要去街上，于是，每隔三五天生产队收工之后，我就踏着月光上路，把稿件送到那个方圆十里的唯一邮箱里。当然，起初寄出去的东西多半是泥牛入海，偶有收获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接收样报样刊和稿费十分困难，因为邮寄到我村的邮件须经附近农场的一个邮电所收转，且邮递员只送达村里的经销店，“最后一公里”梗阻使得邮件常常与我失之交臂。即便是在多日后收到，不是信息早就过时，就是被乡人反复拆阅过。
在一条马路也没有的偏僻乡村，做所谓的文学梦就是“不务正业”，就是不合时宜的另类“败家子”。我白天在太阳底下割麦插禾，没有时间写作，也不敢将自己的爱好示人。报刊社的回执特别是退稿信，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爱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为此被村里的主要负责人叫去训斥了好几次。
异想天开是要付出代价的。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做文学梦也没有温床。稿纸匮乏，我们就把别人扔掉的烟盒当稿纸；买不起1分钱1个的信封，就用别人丢弃的纸张自己糊，或者在接到编辑部回函后将信封翻转过来使用；8分钱的邮资在我看来比天还大，好在当时向大小报刊寄发稿件都不需要粘贴邮票，邮政工作者的无私付出，让我们的思想天高地阔。
我对文学的爱是那样的偏执、专一甚至狂热，我坚持等待绿衣天使的到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和风日丽。有时候他有什么特殊事情隔一两天不来，自己就真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总会变着法子缠着别人打听。
每每看到邮递员的身影，我的心便生出无比的亲切和无限的感慨。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总是痴痴地想，若是自己能当上一名邮递员该有多好，可以第一个收到自己眼巴巴盼望的邮件，不愁望穿秋水而不可得。
也许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上苍给予了我些许慰藉。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等到了我的新闻绽放在《人民日报》的枝头；在长久的企盼中，我盼到了我的短篇小说夺得了《人民文学》第二届全国文学社团“风流杯”等奖项。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有绿衣天使作为媒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我亟待寻找答案，省委领导同志当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将我作为宣传文化战线特殊人才给予考虑。1989年春天，我作为特例参加了乡镇干部招聘考试，当年10月下旬，我被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绿衣天使让我的梦想开出了花朵。
等待绿衣天使的日子是一首歌，更是一片月。从那时结缘直至今天，我从乡村到城市，再辗转到另一座城市，我与邮政的情缘已然长达40个春秋，并仍将延续。只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再需要我踏着月光上路了，但绿衣天使仍然在圆着我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