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当中，见到的第一封信是1974年10月8日大哥从省师范学校写给家里的，学校需要每个新生交二两地方油票，他让父母借到后务必赶快给他邮寄过去。那时我刚刚7岁，搞不清父母是如何将大哥急需的这二两地方油票邮寄走的，却记得父母分头在村子里转了大半天，才算是借到了油票。
等我自己也开始写信的时候，是上初中二年级给在省城上财校和警校的姐姐与二哥写的。寄信得到附近的公社供销社那边，将信件投进供销社门口挂在墙上的那个绿色方型邮筒里。过几天，不时跑到学校门房，看门房窗台外有没有哥姐的回信。偶尔，在课间操时，看到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从车后架两个褡裢样的邮袋里，取出报纸和信件交给门房大爷。邮递员不是天天都来，每有信寄出便开始天天盼着那个绿色的自行车出现在校园里。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给哥姐做路费，他们大多只能等放假才能回家，平时家里的情况就由我写信告诉他们。
参加工作后，单位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劳改农场，离市区有几十里地远。我所在的大队靠近场部，场部附近有一个两间房的邮电所。每天都有一个骑摩托车的邮递员，驮着两个鼓鼓囊囊的邮袋，将报纸和邮件送到邮电所。下班无处可去，邮电所里就小强一个人，逐渐熟悉后，我们几个年轻人经常去邮电所找小强聊天。业余时间枯燥乏味，我逐渐又捡起写作、画画的爱好，订阅了几份和爱好有关的报纸和杂志。我订的报纸是周报，有时下班从邮电所门口路过，小强就从窗户上扬起报纸，我进去顺带取走。小强每到周末就锁门走人，周一早上返回开门营业。后来我报考了石家庄人文函授学院，更是经常到邮电所取邮寄来的学习资料，寄出老师布置的作业。小小的邮电所成了我的精神支柱，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一缕明亮的阳光，点燃了我的文学之灯。
几年后，我从农场调离，时常还能听到同事们讲起小强，说小强后来也离开了邮电所。十多年后，农场整体搬迁，附设的储蓄所和邮电所也随之消失了。每次翻看那些报纸时，我总会想起那个小邮电所。
调到山里的一个煤城派出所工作，在那唯一的街道上，有一个邮电局，中心地带还有两个紧挨着的铁皮房的书报亭。书报杂志可以到那里去挑选。给所里送报纸的，是一个高个儿、满脸青春痘、戴眼镜的小伙大江，每天下午他准时骑着笨重的绿色自行车，驮着不太饱满的邮袋顺着所门口的高坡，一路冲进派出所大院。若遇到大风天，等他推着车子爬上那个大坡，全身汗湿，叫苦不迭。熟悉之后，有时在门口碰到，大江直接将报纸递给我，转身往矿里机关楼那边去了。在一次送报评测的调查表里，所长填了一条送报不及时的意见，大江受到单位的通报批评，为此专门到所里来找所长。追根问源，是那几次我接到报纸后，所长不在，报纸就没有及时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查明情况，所长专门给邮电局主管大江的领导做了说明，才没有扣大江的工资。再有类似的调查表，我直接填个全优让大江拿走，寒来暑往的辛苦没有几个人能注意到邮递员大江。
大江很快由骑自行车送报纸改成了骑摩托车。每到天冷看到从摩托车上下来的大江冻得瑟瑟发抖，也深感他这份工作的不容易。没过几年，大江又开着一辆绿色的小面包车送报纸邮件，再也不用顶着黑煤末子的冷风到处跑了。不用风吹日晒，大江的脸面看着也不再那么粗糙，整个人也精神了起来。尽管几乎每天都能见面，每到新年，大江还是会给我邮寄一张贺年片，自己写好盖上章再送给我。我也会精心挑选一张贺年卡，写上一些祝福的话语，投进邮电局门口的绿色邮箱里，表达一下我对大江的感谢。
成家后，房子靠近邮电局家属院。由于水管破损失修，吃水成了难题，正好斜对门就是开书报亭的王姨。经常到她那里买书和杂志，王姨就招呼我到她家去拎水。王姨的老伴儿和儿子都在邮电局工作，老伴儿在安装电话的部门，儿子是邮递员，跑北街那片。王姨时常说儿子辛苦，好在条件越来越好，不像以前骑自行车和摩托车送邮件，每有刮风下雨总是放不下心。风天一身煤尘，雨天浑身湿透，有了专用的邮政车后，儿子也不再喊着要换部门。那年邮政、电信分家，大江和王姨的儿子都留在了邮政。
在山里呆了整十年后，因我一直坚持写作，时常有文章见报，市局机关选调宣传人员时，就被调进了机关宣传部门。因订阅报刊和领取稿费经常要去邮政局，宽敞明亮的办事大厅，服务态度优良的办事人员，进门就有工作人员引领你到所需要办事的柜台，感受到了邮政人员的工作状态和其他行业的一样，都在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行。
邮政快递、邮政储蓄等业务的拓展，从农场的邮电所到山里的邮电局，再到市里的邮政局，以及亲眼所见送达报纸邮件的交通工具的变化，无不彰显着邮政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与我的生活依旧有着扯不断的牵系，邮政是我不离不弃的伙伴，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