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就算是一封名址没有头绪的信，看似天书一样残缺的书写，我都能从中找出蛛丝马迹，进而找到它的归宿。也许，我天生就是一块做“路官”的料。
1987年，我没有考上大学，父亲对我说：“现在县城在招工，你自己做主，选个职业吧？”
经过层层考核和筛选，最后摆在我面前的是4份工作：电厂外线工、木材公司采购、灯塔值守和乡邮员。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独立抉择，我几乎没有思虑，在志愿栏上填上了“邮电局”。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渔村乡邮员。
第一天上班，师傅在卷烟壳纸上画了一张道段图，潦潦草草标着“后头湾”“鳗咀头”“箱子岙”等熟稔的地名。他说，虽然自己只有初小水平，字迹夸张，但画的地图可以准确到每一步、每一分钟，这条弯弯曲曲的邮路早已像杆标尺，用脚步和时间在这里量了无数遍。
出班前，师傅从木质衣帽橱里取出一顶褪色的大盖帽给我，先将就着戴，等过些日子统一发了标志服，还他。起先，我还是有些犹豫，不是因为帽子陈旧，而是没有制服，只在头上戴着，头重脚轻，有些滑稽，怕人笑话。
师傅说：“只有戴上它，你才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靠谱的事。”我似懂非懂，却不敢违命。
上路的时候，跟在他身后，发现一件事，岛上的人，无论是当兵的、打鱼的、教书的、修路铺桥的还是修船箍桶的，都会主动向师傅招手示意，仿佛他是这条道上真正的主人，而来往皆是宾客。那些人或许真的不认识乡镇领导，但他们却都认得我师傅这个“路官”。
有一回出班，路上遇到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师傅对我说，那两个人肯定干了什么坏事。我问他：“你咋知？”“见了人避而不聊，佯装不认识的样子，肯定事出有因”。我劝师傅还是少管闲事，还有满满两大袋邮件和报纸要送呢。这次，是师傅主动上前打招呼，他摘下帽子当作扇子摇了几下，两人见状嬉皮笑脸地来搭茬，手里拎着鼓鼓的麻袋，原来是上山偷蕃薯的。“你们想吃白食，到我家去。”师傅正经八百地板起脸说，“那是村头李老伯种的，你们是自己送去，还是我帮你们一起去？”他语轻气沉，两人吓得腿肚子发软，立刻就范。
道有道规，路有路官。多年的乡邮员工作，让我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每次去岛上最旮旯的后头湾村，我除了送信，还要传送部队营部露天电影的放映信息，所以会绕道专门去放电影的场地留心一下，幕布是否挂上了，板凳有没有排好，得到信息后逢人就传，消息不胫而走。
每当村民在路口发生口角，我便成了他们解决纠纷的“救星”，因为是外人，不会偏向任何一方；因为一身标志服是最公正的“化身”，虽然是个乡邮员，但我觉得自己也有十足的“官相”。
记得有一年台风后，岛屿被蹂躏得一片狼藉，鱼骨和卵石铺垫的路也四处塌方，去村子里的路已经让士兵们封住，唯有我这个“路官”可以自由进出。除了送信，我还给乡亲们带去了一些日常用品和瓜果蔬菜。当然，最是风光的事儿，是为村里新婚的夫妻作主持。少年时，我练过书法，红白之事都要写上几副对联。村民遇到婚丧嫁娶，便会邀我参加。
渔村遥远而孤寂，像被日落遗忘的时光，散漫、悠长。我送的是一封封书信、电报和汇款单，但乡邻们却把我们当作“官”来对待。我传播的是党和政府的新闻，给他们带去了海那边的憧憬和无数次热泪盈眶的家书，换来的是每一双眼睛里的信任，每一个招呼里的热忱，每一个笑容里的亲和。
“几程邮驿经浓暑，千里山川见旧游”。转眼快30年过去了，我每一次回到故乡，走在乡村的小路上，虽然许多人记不起我的名字和容颜，也没有人再像昔日报以亲人般的微笑，但我却对脚下的土地依然那么熟悉，哪里有棵弯脖子树，哪里有块歇脚的岩石，哪里有一泓甘甜的清泉。
因为，我曾是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