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过一封山信是带响的。这是我没想到的，大概连老憨自己也没想到。

　　老憨为人憨厚、肤色黑，见人多笑，村民就叫他“老憨”，我们小孩子叫他“憨叔”。

　　秋李郢在山窝里，离公社就有100多里路。这可苦坏了乡邮员老憨。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那辆“咣当咣当”喷有田野绿色的自行车的影子。

　　老憨叫什么我不知道。现在想想，他当时的年龄似乎并不大。或许是山风吹的，他的皮肤跟土地的颜色没什么两样。

　　秋里郢小学建在山脚下。老憨常常要经过学校，除了送学校订的报纸，还有就是找人，来打听他送的收件人的地址。

　　秋里郢人口不多，住的却很分散。哪条是东山梁、哪条是西山梁，不常进山的人是分辨不出来的，可秋里郢的孩子知道。老憨来学校就是让孩子给他带路送信，有时，也能碰到收信人家的孩子，这让老憨省却了找人之苦。

　　秋里郢的孩子都喜欢给老憨带路。老憨也像是摸透了我们小孩子的心理。他会把我们抱上车，坐在自行车的大杠上。稍有平坦的路了，老憨就骑上车，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将车推着走。

　　其实，这坐车的滋味一点儿也不好受，山路崎岖，肚皮都颠得发疼。纵然是这样，我们依旧觉得坐在老憨的自行车前杠上有无限的风光。虽说老憨不断地提醒我不要乱动，可遇到同学或是村民，我自然不会放过展示自己的机会，伸出手去很响地向人打招呼，唯恐别人看不到我似的。看到我坐在老憨的车上，一群孩子也都跟着车跑，生怕被落下。远远望去，有时，能看到山梁上腾起一缕烟尘。

　　太阳沿着山梁在走。小草绿了几茬，庄稼绿了几茬。邮包、自行车、工服，老憨的邮政绿深深地镶嵌在了山野。

　　“老憨！老憨！”

　　老憨成了小山村的公众人物，人人都认识老憨，人人都这样跟老憨打招呼。有时离得远，老憨根本就听不到，看到村民隔着山梁在向他招手，老憨便报以笑，同时拨响自行车的铃铛，算是回应。其实，村民们也听不到他的铃铛响。

　　1978年的春天恢复了高考，那是一个重新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我有幸参加了第一批全国高考统考。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成了秋里郢第一个大学生。

　　老憨也跟着激动起来。我想，这也是他送的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红红的录取通知书，带着喜庆，带着热烈，带着喜悦。老憨似乎想把这份心情给表述出来。也是巧合，邮电局旁边就是卖鞭炮的供销社，老憨就自掏腰包顺手买了一挂鞭。

　　我记得十分清楚，那天我和父亲正在地里锄地，老憨打老远就喊，喊我父亲的名字，喊我的名字。山风大，我们根本就听不清，直到边上好些村民一起跟着喊我父亲的名字，喊我的名字，我们才停下了手中的锄。看到老憨把自行车停在了田头，也有好些村民已围了上去，大约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跟着说着喜话，直到那串鞭炮被点燃炸响，我和父亲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秋里郢炸开了锅。

　　老憨叫着我父亲的名字，叫着我的名字，激动无比，好像考上大学的不是我，而是他。

　　据说，在那之后有好些年，老憨偶尔也用他的那辆自行车载着孩子为他带路，所不同的是常常提及我，要孩子好好学习，向我看齐，考大学，他会亲手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门口，送一封100响的录取通知书。高兴的时候，老憨又会改口，说送一封1000响的录取通知书。他所说的这100响或者1000响，是鞭炮。

　　果然，也真有孩子考上大学的，老憨没有食言。

　　老憨的响信还有“回响”，这更是我没想到的。

　　1987年春天的一天，老憨没有来秋里郢投递邮件，所有人都在问新乡邮员同样的话：“老憨呢？”新来的乡邮员告诉秋里郢人：“老憨病了，不会来了。”

　　后来的事情是李大瓜告诉我的。以前，因为李大瓜家成分不好，乡里人都不理他，只有老憨理他，给他送信。我大学毕业分到了县城的中学教书，那天接到李大瓜的电话，说老憨走了，肝癌。所有“回响”都是李大瓜操持的。

　　李大瓜“地主”的帽子早就摘了，他到城里开了自己的公司，生意做得有模有样。老憨葬礼那天，他动用了20多辆车到秋里郢给老憨送葬，村民们对老憨有感情，李大瓜就吩咐村民，按乡俗，带挂鞭就行。

　　那天，老憨的葬礼很风光。鞭花四溅，在山野回响。秋里郢好些人都来为他送行，一路上鞭炮炸得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