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邮局。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业余时间喜欢上了写作，稿件都是通过邮局寄往编辑部。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荞麦塔拉公社鲍家店大队，离旗所在地的天山镇8公里，寄稿件必须去天山镇的邮局。
当时，我被大队安排当农业技术员，单独在试验地劳动。夏天时，我在地里干完活儿，上午早收工一会儿，吃了午饭，拿着封好稿件的信封就上路了。到镇邮局后返程，下午接着在试验地里干活儿。冬天时，农村一天吃两顿饭，晚饭后太阳依然很高，我也可以跑到镇里寄信。
由于我常投稿，邮递员又常给我带来信封，渐渐地，我和邮递员熟悉了。我就托邮递员把稿件邮出去。每天9点多，邮递员进村，我事先站在村口或者等在田头，望着穿村而过的公路尽头，等待邮递员的到来。那种盼望的心情是焦虑且兴奋的。邮递员见到我，次次都会停下，也不说话，我把信封交给他，他骑上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继续前行。我没有稿件可邮，在村头或者田头相互碰上，邮递员也停下来问我可有信要邮。村民们对我和邮递员的交情相当羡慕，在村民心目中，吃公家饭的城里邮递员高不可攀，自然也就对我刮目相看。
有过和邮递员打交道的经历，我对邮递员有着一种特殊的好感。至今，在街上见到邮递员或者邮局的人，我都倍感亲切。
邮稿最困难的是在冬天，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步行往返10多公里路，实在是很困难的事。但稿件写出来了，我自认为写得不错，不邮出去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虽然要费一番周折把稿件邮出去，但至少心情舒畅，狂风、大雪也就不算什么了。到邮局寄稿件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支柱。
我喜欢写的体裁是小说，因为不懂小说，也没人指教，邮递员给我带来的都是退稿信，我不断地往外寄稿，邮递员不断地给我带来退稿信。
家里穷，我买不起信封，邮局对于信封的样式没有要求，我就将编辑部退稿的信封翻过来粘成新信封邮新的稿子。那时候寄稿件用的都是大信封，就因为这，我在村子里还出了名，要知道，村子里有谁收到过这么大的信封？差不多能装二斤小米，还是北京和省城寄来的，不得了，真是不得了！要知道，村里人出过最远的门也就是旗所在地的镇子。从此，村大队有个大事小情，都要找我给公社、旗广播站写一篇稿子。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考上了赤峰师范学校的中文专业。学习之余，我继续写作，继续拿着稿件到邮局邮寄，每次走进邮局，看见那绿色的标志，就有一种暖意。1978年4月29日，我在昭乌达报（现在的《赤峰日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退药》，我收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汇款单，款额2元，对于我这个穷学生来说，那是一笔巨款。我把绿色的汇款单正反面看了好多遍，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到邮局取款时，隔着柜台，从兑款员手里接过2元，我连连道谢。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高中教学，那是一个山区中学，离旗所在地有30多公里。我业余时间写出来的稿件都是到公社的邮政所寄，来了汇款单，我要到邮政所领取。渐渐地，和邮政所工作人员成了熟人，我们在街上遇到，都很热情地相互打招呼。
1995年，我调到《赤峰日报》社当记者，常往上级新闻媒体投稿，又因为业余时间写文学作品，经常到附近的邮局寄稿件和取稿费。如果有信件、汇款单或者报刊，邮递员都会送到单位的收发室，邮递员到单位的时间非常准时，让我们每天都能准时阅读到全国各地的报刊。
如今，邮寄稿件大多通过电子邮箱，报刊发放稿费也通过银行卡，和邮局打交道的次数逐渐减少。但是，我对邮局有着不依不舍的感情，我寄稿件还是习惯打成纸稿，通过邮局寄给编辑部，有快递也是通过邮政快递寄。我经常去的邮局员工对我依旧热情，虽然他们已经是我的下一代人，但在街上看到他们跟我亲切地打招呼，我就会想起往事，有一种淡淡的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