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可以说，我是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起来的。
自记事起，知道有个大舅在四川成都，那时大舅与外公外婆的唯一通信方式就是书信。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每当大舅来信了，外婆就让我来念，有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那时，在巷口每当看到邮递员叔叔的身影总是感觉很温暖，总盼望着邮递员叔叔的邮包里能有亲人的书信。一次，我写了一封信给大舅，把69信箱错写成了99信箱，邮递员还是帮我送到了大舅的单位，在大舅回信时才知道我的地址写错了，那时全家都由衷地感谢邮递员。上初中时，由于喜欢课外阅读，所以我放学后就爱去家附近邮局买各种杂志，邮局也可以说是我的第二课堂。
长大后，我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从事信函分拣的邮政职工，我天天与信函打交道，这一干就是30年。为了“信达天下”的使命，分拣员常年累月上夜班，可以说是舍小家顾大家，夜班常常上到次日清晨。对此，我深有感触，于1999年5月有感而发写下《南京邮政人辛苦》一文，讲述了邮政员工任劳任怨、不计得失、不计成本地查找名址不准确的疑难杂信，每年不计其数，充分反映了邮电分营后，邮政企业坚持普遍服务、坚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事迹。成稿后，我投给了《扬子晚报》社，次日就在《扬子晚报》刊登了。《扬子晚报》当时发行量达160余万份，在网络还不普及的年代，南京家家户户订扬子、看扬子，影响非常大。
我仍记得有一位20多年没联系的小学同学也打来电话说：“没想到你们邮局人这么辛苦，这么负责任，谢谢你们！”我想，用户的肯定就是莫大的鼓舞。后来，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有关邮政发展的文章，一次，在小区里遇到一位退休的老职工对我说：“你是为我们邮政人说话的人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圣诞节和元旦前后，各种各样的祝福函件就会像雪片一样向信函分拣科蜂拥而来，此时也是我们分拣员最忙碌的时候，为将每一份祝福及时发出去，分拣员每天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1999年12月31日至2000年，盛逢世纪之交，又是千禧年，也是集邮爱好者想集齐跨世纪邮戳的难得机会，记得仅在1999年末这一天，我们信函分拣科就涌入了约10吨祝福函件，邮件堆积如山，分拣员人人放弃休息，加班加点地奋战高量，日以继夜分拣邮件，每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为万千人送去祝福。
面对此情此景，我连夜写了篇《贺卡总动员 忙煞分拣员》，这篇文章刊登在了2000年元月1日的《新华日报》上，《扬子晚报》《南京日报》《金陵晚报》也相继进行了转载。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电话的普及，人们的家信在逐渐减少，邮政也在转型发展。2004年初，笔者在《江苏商报》看到一位省政协委员向政协提交了一份《相关单位应为用户邮寄对账单》建议的报道，该委员认为人们使用移动电话、水电煤气、信用卡都需要有知情权，向用户提供对账单是有关单位的责任。我看到这一报道后，立即将省政协委员的提案进行整理后发给市局综合办，综合办又把这一信息上报给了省局，省局又上报给了当时国家局信息办。之后，我了解到这条信息由当时国家局信息办编发后，许多省市的信息办也转发了这条信息。
在各省市函件局邮政人共同努力下，邮政函件迎来了一轮发展高潮。函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分拣和投递带来了很多名址不详的“杂信”。记得2005年的一天，当时南京某移动分公司曾从邮局发出37万份致用户的征询函，欲为用户免费邮寄手机话费对帐单，结果有近3多万份征询函找不到收件人，这其中有许多手机用户是因为拆迁等原因变更了住址。为了千方百计查找收件人，分拣员除了依据上级有关部门业务资料进行更新外，分拣员每当出门看到有新地名和新单位出现，立即用个小本子记下来，我发现很多老分拣员也都有这样的“职业病”。看着如此敬业的同事们，我写了篇《城市变化快 分拣员业务忙》发表在《扬子晚报》上，充分反映了邮政人用心对待每一件信，时刻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使命与担当，同时，也呼吁广大用户使用准确地址。
一封信可以使分别多年的亲人团聚、可以改变一个学子的命运，一封信也可以影响一段历史前进的步伐，知晓了一封信有多重要，才能感觉到身上的责任有多重，我也更加理解了罗淑珍“一封信，一颗心”的精神所在。现在，每一个邮政人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踏实苦干，在王顺友、尼玛拉木、其美多吉等许许多多先进典型的引领下，我们共同书写着“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心”篇章。这真是：
尺素寸心鸿雁情，信达天下守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