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一所偏远乡村小学的教师。这是个小镇，西靠大山，长河绕北，向南望，能够看见巍峨的六盘山山顶的积雪，东部30里之外的大镇上，才有邮电所。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发往东面的大镇，而邮电所的投递员，每周一三五来三趟。北方多雪，遇到大风雨雪天气，这个一三五是不作准的。

　　投递员姓王，骑一辆绿色的“幸福”牌两轮摩托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这足以让人羡慕嫉妒恨。即便是我这样的小学教师，想要买一辆代步的自行车，也需要勒紧裤腰带三五个月。但我对老王的期待，并非来自于他胯下的摩托车，而是像本地人搭在毛驴背上或者搭在肩膀上的那个绿色的“搭裢”，也就是邮袋。

　　那个时候，我像一切文学爱好者一样，阅读和写作成为教学之余的全部。每到一三五，就像等待心仪已久的女孩那样，等待着摩托车那雄浑的轰鸣声。因为老王的到来，意味着报纸、我所订阅的期刊的到来和我所委托他发出去的稿件的回音。这种期待，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工作，只要听到校园里有了摩托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正在讲的课，奔出教室去迎接他。

　　老王是个颇具幽默感的人，他总是慈祥地笑着看我，然后说：“幸亏我是个胡子拉碴的老男人，如果是个没结婚的女娃娃，准被你追求到手了。”而我的这种做法，无疑让校长很愤怒，他总说：“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写教案，写那些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故事，纯粹是不务正业。”

　　尽管如此，我对老王的期待有增无减，如果一三五遇到大雪横飘，或者阴雨连绵，我就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而如果老王披着墨绿色的厚重的雨衣顶风冒雪而来，我就会将所有的好都给他：把他请进宿舍，给他倒杯热茶，把雨衣上的落雪抖落干净。尽管老王带给我的并不一定都是好消息，哪怕是一封编辑部的铅印退稿信，我也是高兴的。当然，我和老王也并不都是愉快的相处。那一年，我所订阅的《朔方》和《人民文学》，都因为刊发了“有问题”的小说，被邮局强行“追回”，这使我大不高兴。我跟老王说，这刊物是我出钱订阅的，而且你也送到我手上了，是我的东西，你有什么权利收回去？老王苦着脸说：“理解吧理解吧，不是我要，是上面有文件，要收回，收不回去，我是要担责任的。”想到每个一三五对老王的期待，也只好给他了。

　　老王曾经创造过一个奇迹。有一年，他在家务农的老婆，一胎给他生了三男一女四胞胎，这在本地是个大新闻，我骑着自行车跑了30里地去他家里恭贺，并写成了新闻在当地日报上发表，这是我写作生涯里唯一为邮政人写的报道。

　　六年后，我因为写作，调离了那所偏远的乡村小学，进入市文联并成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因为做编辑，与邮局有了更多的交集。签订发行合同，邮寄刊物或者寄发稿费，填写汇款单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熟悉，业务员就会让我把汇款单和现金放下，去忙别的事，等他们在电脑上把单子做完后，打电话通知我再去核对，结算汇费。因为和邮局这样频繁的接触，也因为经常到邮局领取自己的稿费，就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办了一张印中国古代骑马信使图案的银行卡，所有的稿费都存在这张卡上。这是个秘密。虽然工资被“老婆大人”掌管，但是这稿费卡，老婆却无从查询，抽烟喝酒、朋友小聚就全靠它了。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刊物都有了电子信箱，不需要通过邮局来投递，作者的稿费也是通过银行卡转账来办理了。这样，就与邮局的业务减少了，但每期刊物还需要通过邮局来邮寄，刊物的发行收入，每年也要和邮局去结算。中国邮政也在悄无声息地经历着改革的阵痛：邮政与电信分家，代理理财产品，邮政快递业务遭遇到风起云涌的民营快递的残酷挤压，业务员不得不像超市的营业员一样，向客户推销旅游一卡通、各种节日消费品，让人感觉到中国邮政巨大的生存压力。

　　最大的奇遇是，当我有一次去邮局办理刊物邮寄的时候，一个名叫王晶的业务员引起了我的注意：小心翼翼地询问后，她果然是老王“四胞胎”中的“那一女”。简直就像见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一样，我激动地不能自己，但当询问到老王的时候，王晶告诉我，因为他们四胞胎的出生，生活压力骤然加大，当初国家虽然给过补助，也是象征性的。他父亲早早内退后，和她母亲一起，在承包地上种过甜菜、西瓜、向日葵，也搞过塑料大棚，栽培过枸杞苗，想法设法赚钱，以抚养他们。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那一天，既让人心情激动，又特别让人伤感。上了年纪的人，就喜欢怀旧，望着夕阳的余晖，我想起那所遥远的乡村小学，想起了我的文学生涯，想起了我的信使老王，耳畔隐约地响起了那辆“幸福”牌摩托车雄浑的轰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