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相信缘分的，不管是擦肩而过还是长久相伴，那都是缘分。而我与中国邮政，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结下深深的缘分，而这种缘，将一直延续下去。

　　和邮局结缘，最先是上小学时，那是上世纪90年代，父母在广东务工，我们农村没有电话，父母和家里联系，一是靠带口信，比如谁和父母在一处务工，回来时就让带个口信，告知我们他们的近况。因为往返一趟不容易，带口信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二是靠写信，每当邮递员骑着绿色单车到达村里时，这个消息必然像一阵风，迅速吹向村庄的每一个家庭，有亲人在外务工的家庭都会跑出来一个人，带着希冀的口吻问：“我家有信吗？”有信的人高高兴兴地取走自己的信，没有信的人家就有些失落。我家也不例外，要是收到了父母的来信，都会当场拆开，和家人一起分享。父母读书较少，每次来信都是一个模板，首先是问候爷爷奶奶的身体状况，其次是汇报他们在外的生活状况，当然，这种汇报是报喜不报忧的，最后就是叮嘱我和哥哥要好好学习。

　　初中毕业后，虽然考上了高中，但是因为家境贫寒，我没有去上学，而是选择了务工。那时，家里早就装了座机，而我在发了工资后很快也购买了手机。印象中，务工岁月再也没有写过信，都是靠电话跟家里联系。

　　随着科技的发展，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寄信了，谁知道我后来又和邮政再度结缘。

　　务工3年后，我去当兵了。义务兵不准使用手机，营部里只有一部电话，买IC卡打电话都要排队，于是，写信成了联系家人和朋友们的最好方式。义务兵寄平邮是免费的，连信纸和信封都是部队免费发放。而首长和班长们，更喜欢新兵们给家里写信，他们说，这可以锻炼我们的文笔，同时，这些信件以后会成为我们青春的见证。于是，大部分人在电话和写信间选择了写信。在新兵连时，每当有信到部队，新兵蛋子们总是一拥而上，看有无自己的信。如果有，喜笑颜开；如果没有，神情黯淡，再现小时候在村庄的收信情景。

　　两年服役期满后，我离开了部队，去深圳务工。总以为再也不会使用写信这种古老的联系方式了，没想到离开部队后，才是我频繁写信的开始。

　　退役后，我爱上了阅读，阅读多了就有了写作的冲动。那时候，我还不会使用电脑，于是就写手稿，初稿之后，经过修改，一字一字地誊写好，寄到杂志社去。刚开始，经常能收到编辑的退稿信，基本是打印信，说着诸如“大作拜读，不适合我刊”等委婉拒绝的话，同时将稿件寄回给我；有时会碰到一些编辑给我写手写信，比如《江门文艺》的雪月编辑，那些信件，我至今还保存着；也有一些编辑来电告知我，说现在是网络时代，让我用电子邮箱投稿。

　　我开始买来电脑，自学打字，看着一行行字、一个个标点符号挤满了文档，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电脑写作好处很多，修改起来方便，投稿更是便捷，就算被一家杂志社退稿，也不用担心不退底稿的问题，可以再投另一家杂志社。随着自己写作能力的提升，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样刊、样报和稿费单随之而来，每隔几天甚至每天都能收到样刊，邮局的邮递员都和我混得很熟。

　　因为是在外务工，工作很不稳定，特别是以前在工厂工作，平邮经常丢失，这让我很是无奈。工厂的一些门卫喜欢私拆员工的信件，甚至恶意藏起来不给我，害得我经常跟杂志社沟通，请他们帮忙补寄样刊。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直接去邮局拜访负责我工作片区的邮递员，我加了他们的微信，每次信件一到，他们都是拍照用微信发给我，我再去邮局自取。

　　只是如此一来，给邮递员增加了工作量，为此我深感不安，多次欲请他们吃饭，都被他们婉言拒绝。这些年来，我换了多个工作地点，可不变的是，每到一地，我都会先去拜访当地的邮递员，不管在哪里，这些邮递员们都无私地答应我的要求，并且拒绝我所有的礼物和请吃请喝，让我感动的同时又惭愧不已，也生出深深的敬意！

　　如今的我，无论在哪儿，只要看到骑着绿色摩托车、穿着绿色工服的邮递员，总是倍感亲切。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我和中国邮政的绿色缘将一直延续下去。顺祝中国邮政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