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村小学做代课老师时，我就不断地向报刊投稿，也不时收到编辑部的退稿，而且是屡投屡退、屡退屡投。这样，与邮递员有过许多接触，因而对邮递员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家乡的镇子是个大镇，有10多万人口，相当于北方一个小县。镇里有几条邮路，其中一条就是从镇邮电所出发，经过我们的村子，再到河西片。河西片是山区，村子分散，山高路远。每走完一个村子，都十分艰难。我们村边的渡口，是通往河西片的便捷通道。

　　走这条邮路的是老陆。最初是肩挑背驮，接着是单车驮运，最后是摩托车、电动三轮车装载。每天早晨，老陆分拣完邮件，便从镇子出发，经过我们村边的渡口，把信件一一送到他们的主人手中；傍晚，才从南渌的渡口回到镇上。每天，朝阳送其行，夕阳伴他归，周而复始，经年累月，他却乐此不疲。

　　从那时到现在，所有的邮件一般都是送到大队（村委）部的，可我受到格外照顾，他会送到村边渡口的船上，我就在老陆经过的时间到渡船守候。收到寄来的样书，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知道我的作品发表了，他高兴地竖起大姆指。如果是退稿，我则久久地拿着信封，神情沮丧。这时，他也会安慰我：“德良，不要灰心！你是全镇发表作品最多的人。”听了他的话，我备受鼓舞。

　　老陆十分敬业，十分为村民着想。对不便到大队（村委）部取信件的人，他会亲自送到家门去；不识字的老人，他也会应求帮读信。有一次，放学回到村子后，我看见老陆正在为七婆读信。七婆行动不便，又不识字，儿子那时正在云南老山前线当兵。见到我了，老陆说：“德良回来了。”那意思就是说，七婆的信可以由我来读了。

　　没多久，我便离天了村小学，到地区师院进修，然后，我又分别到了镇上的三所初中。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了，但有时文友、编辑部来信或赠书，都会寄到原来的地址上。也许是因为老陆的缘故，无论我的地址写到哪里，那邮件都能准确无误地寄到我手中。

　　改革开放满眼春，邮路也见证着村庄的变化，从泥泞的山路，到可以骑自行车的小路，再现在村村通的水泥道路，但河西片那条邮路，依然是全镇最不好走的，弯多路远。所里见老陆走了那么久，曾有意调换一下他的邮路，他说：“我走惯走熟了，对所经过的村庄，都有了一种亲切感。”

　　我调到镇上初中工作后，送来第一笔稿费汇款单的，是一个年轻人，也姓陆。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我疑心他是老陆的儿子，便说：“老陆是你家里的人吗？”“不是的。”“他怎么不来了？”他说：“老陆做37年啦，不久前退休了。”

　　37年行走在一条邮路上，老陆身上的绿意，摇曳了多姿的渡船，也浸染了沿途的风景。终于在一个春天，老陆连同那个春天一同退下了。但不管接替的是不是他儿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邮路有了继承人。只要邮路在，邮政人就永远在路上。

　　一天，我路过桂平广场，偶然见到了老陆在散步。多年不见，他明显老了，头发花白，嘴巴深陷，脚步蹒跚。我跟他打招呼，他定定地看着我：“你是谁？”“我是黄德良呀！”我以为他记得我，可是一厢情愿，他喃喃地说：“哦，不记得了。”

　　是啊！岁月不饶人，老陆由一个充满活力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他帮助过的人、做过的好事都全然记不得了，但受益的人没有忘记，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