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邮政退休职工，今年65岁了。1983年，组织把我调到了一个基层邮政所，这个邮政所里只有4名职工，因为人少，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志担负起了为全乡54个村和乡直单位送报纸、送信的工作。我们两人按照村子远近分了邮路，为了照顾我，他去了远的村庄。但实际上，远的村庄信函较少，订报的几乎没有，所以，虽说我的邮路近，但乡直部门的信函和报纸比较多，工作量也很大。随着天天送信，我和每个乡直部门传达室或办公室的人都熟悉了。他们每天见到我，也不喊我的名字，都是半开玩笑地喊一句：“哎，跑信的来啦！”时间长了，“跑信的”成了我的代名词。但这丝毫不是贬低的意思，而是包含了一种熟悉之后的亲切感。

　　实际上，送信说起来容易，却责任重大，因为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所在的乡里曾经有一个退伍军人，他退伍后按照当时的政策，属于应该安置工作的一类。后来，因为通知他上班的单位用平信给他发了一个报到通知，但信送到了村里，不知被谁给弄丢了。于是，这个退伍军人就没接到这个通知，下地务了农。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就暗下决心，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我手里发生。平时，平信只需交到单位传达室或者办公室就可以了，但我总是把每封信都做好登记，把信交给客户后还要像挂号信一样请客户签字。有人说我太细心了，但我送出去的信，从没有人说没有收到过。

　　为减轻我们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上级还给我们配发了轻便的摩托车，群众俗称“黑老鸹”，但这个车开起来噪音很大，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响声，而且在乡间土路上还爱发生故障，我们两个邮递员还是骑自行车送信。

　　1990年7月31日以前，邮资本埠4分、外埠8分，虽然每天来信不多，时间要求也不太紧，但我还是坚持每天都去送信，绿色的飞鸽自行车轮胎车带隔上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条。

　　进入20世纪90年代，邮政事业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因为改革开放政策，东南沿海城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我们这儿的青年纷纷到南方开始了务工生活，当年的一部电视剧《外来妹》还让我记忆犹新。随之而来的是，拍发电报的人多了起来，从外地往家乡汇钱的多了起来，订阅报刊的多了起来。

　　当时，电话还很少，群众日常还是靠信件和电报联系。为了省一个字的钱，有人还闹出过笑话。乡里某村的一个老人要去外地看儿子，找人发了3个字的电报，写的是：“父已去。”儿子接到电报后，理解成“父亲已去世”，专门请了假千里迢迢回了家，到家才明白原委，闹了个哭笑不得。那时，邮局拍电报用的是电传打字机，一般两个小时后收报人就会收到。也是从那时起，我们的工作开始激增。除了信函，经常有大额汇票从外地寄来，而且，不少群众家中开始订阅起了报刊，我每天带着两包报刊出去，跑一上午下来累得几乎说不出话。

　　到了1998年，群众家安装电话的多了起来。这一年，邮政开始独立运营，业务收入减少了。但进入新世纪，随着邮政改革的深入推进，业务种类陆续增加。我因为年龄原因不再负责投递工作了，随着邮政的发展，改为了负责邮政物流工作，为基层农户配送化肥、种子、农药。因为邮政的信誉好，每次下村，熟悉的群众远远看见我来了，就会喊一声：“哎，咱们的贴心人又来啦！”

　　从“跑信的”到“贴心人”，这两个代名词反映了邮政业务从单一的信函业务到各种业务全面发展的变化，更反映了邮政人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现在，我早已经退休，但作为一名邮政人，我深信，邮政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