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我已与中国邮政“喜结良缘”30多个春秋。我当过机线员、邮电营业员、报刊发行员、局宣传教育干事、局综合秘书、部门负责人，还先后在5个支局任过12年支局长。经历的这么多岗位中，当支局长时的一些事令我终生难忘。

　　20世纪80年代，一纸调令将我调到灌云县城东北角30公里外的同兴邮电支局任局长，心中既喜又忧。喜的是领导对我的认可，忧的是自己能否独当一面。

　　我接手时，这个支局在全县邮电系统是出了名的“后进”。人不多，干部不少，被外界戏称为“干休所”，员工中有50%的人当过支局长。其中，有的工龄近乎我的年龄，有的是部队转业的连级干部。对此，我确有畏难情绪，唯恐大家不服我，工作开展不下去，辜负领导的期望。局领导看出了我的思想负担，及时开导我，增强了我的自信。我低下身子、放下架子，常和大家沟通、谈心，注重正面激励，及时表扬员工的成绩，渐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198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代邮电营业员班，话务员告诉我，徐州一用户打来电话，说某生产队一黄姓家的小孩逃学跑到了徐州亲戚家，请转告黄先生，速去接小孩。那时，农民家庭既没有固定电话，更没有手机，怎么办呢？我请话务员小陈将电话内容写在一张纸上。正巧，共产党员、部队连级转业干部、时年46岁的投递员老胡归班，听了此事，顾不上一天的劳累，主动要求前往。那天，他穿着雨衣、冒着大雨，踏着乡村泥泞小道，徒步往返9公里，及时将信息送到黄姓用户家中，一家人十分感动。事后，黄先生专程来支局向老胡致谢，并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立即撰写了新闻故事《邮送电话》，投给《江苏邮电报》后很快被采用。事迹上了报纸，老胡很受鼓舞。从那以后，他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年终被评全县邮电系统先进生产者。

　　每年报刊征订季节，同兴支局都难以完成任务。我来之后，经多方打听，得知一公社领导在干群中威信很高，说话管用。经过思考，我决定从同兴盛产大豆入手，主动联系在《连云港日报》做记者的朋友，请他来同兴采访，并与他合作采写了通讯《同兴公社大豆高产探秘》，刊登在《连云港日报》上，公社领导很是开心。从那以后，支局工作得到了公社领导的大力支持。我在支局工作的那两年，每年报刊征订任务仅用三四天就超额完成，支局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县邮电系统先进集体，摘掉了“后进”的帽子。

　　其实，比收订报刊更难的是催缴报刊款。1994年11月底，我在南岗当支局长。南岗是全县最贫困的乡镇之一，19个大队共100多个生产队都订阅了《新华日报》等，欠费高达2万多元。为此，支局专门开会研究决定由两名投递员和支局长包干，必须在12月中旬前完成欠费回收，由我负责最难的6个大队欠款。有的大队我去了五六次，殷口大队则去了8次。前4次大队书记不在家，第5次找到了，书记很客气，让我隔日去拿，可我如约去了，他却去县城办事了。第7次去时，他又到灌南县走亲戚了。那天，在我返回支局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未带雨具的我，被淋成了“落汤鸡”。而在泥土小路上，自行车既不能骑，又不能推，只好让自行车“骑”我，把车扛着走回支局。当夜我就发烧了。可我第二天仍坚持去找大队书记，终于收回了2600多元报刊款。那年，支局报刊款按计划全部收回，受到县局通报表扬。

　　我体会到，当支局长不仅要有容人的胸怀、激励人的方法、吃苦的精神，更要有培养骨干的眼光、团结协作的理念。记得在化工路支局当支局长时，我引导员工思变求进，结合本支局实际，在支局内部开展业务技术比武、岗位练兵和劳动竞赛等，帮助员工提高业务技能，培养骨干以适应市场挑战。1995～1998年，支局8名员工个个成了业务多面手，有4人参加了邮政大专函授学习。对参加函授学习的员工，我不仅在时间上给予保证，成绩优异、按时毕业的，我还给予一定物质奖励。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员工素质的提高，支局被市、县局选树为“标杆”，被共青团江苏省委和江苏省邮政局联合命名为“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

　　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是在恬淡安静的生活里，曾经的过往时常拨动我的心弦，给我的生活平添无尽的生趣。与邮政结缘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快乐的一生。邮政，为我的发展提供了平台；邮政，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