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改变我命运的信。

　　二十多年前的毕业季，我以高分考上了高中，虽然可以读高中、考大学，但家里一贫如洗，父亲还是希望我尽早学有所成，能够分担家里的重担，所以还是决定去读中专。七月，父亲还远在河南的矿井里，我只身一人去教委填写中专学校的志愿，从这一年开始，开始了双向选择的政策，我先填志愿选学校，再由学校根据分数和志愿选择学生。因为我的分数很高，所以我尽量去选择提前批和第一批录取的学校和专业。填完了志愿后，就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等待。

　　炎热的七月末开始，我就陆续看到同学们收到了举家欢喜的录取通知书，可我的录取通知书却久久没有送来。八月开始，我焦急的心情与日俱增。我是一个留级生，这是我第二次中考，也是我人生最后一次继续读书的机会。我上一次中考，只考取了自费中专，每学年需要万元以上的费用，这对刚刚经历了火灾的家庭是不可承受之重。记得那场夜半大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人们为了抢救家产，顾不得太多，只管把东西往外扔。我书架上的小学和初中的书籍也被扔进了臭水沟里，我不顾脏臭，从乌黑的水里捞起来，父亲生气地说：“都这样了还捞它干嘛？”又深情地望着我问：“你难道还想继续读书？”我看着父亲疲惫的脸，坚定地点点头。就这样，父亲把我送到了毕业班里复读。如果这一次录取通知书没有送来，我将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那意味着我将延续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或是四处奔波的务工生涯，对于爱读书的我，是不愿面对的结果。

　　那个年代的村里就一部公用电话，还是程控旋转拨号的那种，所以，人们联系的主要方式还是写信。邮递员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小小瘦瘦的，叫阿杰，他是顶替他退休的父亲来做邮递员的。每三天会骑着那辆上面写有四个金色“中国邮政”字样的绿色大号凤凰牌自行车来村里送信。阿杰脾气很好，挨家挨户送信的时候，不管人家有没有信，不管人家问东问西，总是笑呵呵地回答。久而久之，村里人也不把他当外人，有空的时候就会叫阿杰坐在自家堂屋喝杯热茶或是姜汤，聊聊生活的不易。村里人总是羡慕他有一个做邮递员的父亲，可以不用干农活，有自行车骑，有工作服穿，还有工资领。不管春暖还是冬寒，也不管晴天还是雨天，阿杰都会骑行在那条村里通往外界的粗石烂泥铺就的盘山公路上，雷打不动来村里送信，特别是挂号信，要挨家挨户送去，如果没人在家，他会打听然后耐心在门口等待，直到这家人回来取走了信才放心回去。

　　在我和母亲焦急的等待中，送走了八月的前十天，即将迎来开学季，可阿杰却已经一个星期没来了。焦急又身无分文的我只好走路去阿杰家探听消息，看看是不是有我的挂号信。一路打听，一路走，走在阿杰经常骑车走过的路上，路面坑坑洼洼，路两侧怪石嶙峋，总有稀稀拉拉的泥石掉落。阿杰的家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竹林松木掩护着他绿色的自行车、绿色的雨衣、绿色的邮包，让我更难寻找到他的家。阿杰病了，是在上个星期台风天送信回来之后，疾风劲雨之下，穿着雨衣无法骑行，只好步行，到村里时，已经被淋了个透湿，尽管喝过对门阿妈的一碗烫烫的紫苏姜汤，但回家后还是发起了高烧。阿杰知道我的来意后，急忙撑着虚弱的身体起床，从区邮政所送来的一堆信件中仔细寻找，没有找到，又反过来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我的录取通知书。阿杰看着失望的我，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放心，以你的成绩一定有一个优秀的学校会录取你的，如果有你的信，我一定第一时间送来给你。”在阿杰家吃过简单的午饭后，我带着失落的心情和对阿杰的期待回了家。

　　八月下旬了，依然没有我的来信。深夜里，我暗自流下了泪。8月23日，我永远都记得的日子。这一天，艳阳高照，恢复健康的阿杰又神采奕奕地骑着自行车来送信了，村里人都投去了欣喜和期待的目光，有的人手里一下接到两三封信，一封一封拆开，点着口水津津有味地读起来，三三两两的人围了过来，羡慕着人家的来信，听着人家口里的嘘寒问暖，也期待着有人能给自己写信。在村里绕了一圈后，阿杰并没有要来我家的意思，母亲对着阿杰离去的背影高声喊：“有我家孩子的信不？”“没有。”这一声“没有”凉了我半截心。不多时，只见阿杰又骑着车回来，停在了门前，从厚厚的一叠信中，抽了一封出来：“这是你的不？”我一看：“是我的，是我的！”“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你的名字跟信上的字不一样，所以以为是别人的，但是一直找不到人。”母亲说：“哪里哪里，怪不得你，这是我们自己的户口弄错了名字。”我激动地拿过信，看了邮戳的时间：8月2日。一个星期后，我踏上了梦寐的求学之路。

　　如今，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回想起当年的那一封信，依然感慨万千。我总在想，假如那一封信没有送来，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社会的高速发展，已然多年没有写过信，但对邮政的那一抹绿色，我却始终保持着一份亲切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