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战邮同中华邮政的一段联系
作者:何子朋 来源:中国邮政网 发布时间:2017-10-18 

  (一)

  一九四二年我山东解放区战时邮政成立之后,不仅圆满地保证了我党前后广大军民的战时通信服务,而且也注意利用国民党军事通信服务的中华邮政军邮局并和他们建立联系,当时驻地沭水县板泉镇的一个中华邮政军邮站(住在地主葛仁符经办的中华邮政代办所家里),就曾一度与我战时邮局建立过友好的合作联络的关系。我当时是沭水县战时邮局局长,奉总局赵志刚局长的指示与他直接联系的,他们是用“中华邮政”在日伪占区仍能合法存在的手段,为掩护从国民党重庆的大后方一直延伸到与驻山东的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部队的一条军邮局联络线。外表上仍是穿着绿号衣的中华邮政员工,实际上内装着他们的军邮信件,驻在板泉的军邮局局长丁原颐先生(又名丁沧海,解放后曾在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工作),还有收发员孟庆永先生(现在南京市邮局退休职工)自从与我们建立邮件交换联系之后,一直很友好的合作。他们也把国民党从重庆发给我驻山东八路军115师的文件和抗日军民的邮件运递给我们,日寇疯狂扫荡,解放区之间邮路被暂时割时,我们也通过他们把发往胶东解放区的一小部分山东大众日报交给他们给运过。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派其第九十二军进驻我鲁南,我们还将载有代表我党我军发表“欢迎入鲁友军共同坚持敌后抗战”的社论的大众日报,通过他们邮给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和其他的部队,不定期通过他们寄出了一些寄给友军方面的材料。

  一九四三年春天,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还特地接见了丁原颐先生(由我领他去的)。朱瑞同志转达了我党中央指示关于协助和关怀国民党军邮人员的精神(以后我在邮电部工作时,查明党中央确有曾下达过保护国民党军邮局的电报通知),并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接见使丁原颐先生很受感动。战邮总局赵志刚局长和大众日报的经理仲星帆同志也会见过他。以后驻山东的东北军在常恩多和万毅将军的领导下,已编成与我八路军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新百十一师之后,也许是因这个新编的友军部队不再听从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的反动指挥了,从那后,他们这条军邮传递路线也就悄悄地撤销了。

  但是板泉镇的中华邮政代办所经营人地主葛仁符,他有着牢固的反动立场,在减租减息中他被农民斗争了。他曾利用邮政代办所敲诈勒索农民,如他把五分钱平信公开收一角,这遭到群众的控诉和反对。根据群众的正义要求,沭水县抗日民主政府下令撤销了他经办的中华邮政代办所,交由板泉镇的“沂光书店”经理谷春生接办。地主分子葛仁符暗中派他的儿子偷偷跑到日寇据点临沂城去,企图借助敌伪势力保留他的代办所。日伪临沂邮局给临沭县人民政府写来公函,胡说什么邮局是“国际性组织”,地方政府不应干涉它。我抗日政府当然不听他们那一套。并对葛仁符的通敌行为进行了教育,但他和其子葛雨泉不仅不感谢政府的宽大处理,进而暗中搞反革命活动。他利用和中华邮差熟悉的关系,企图通过他们向临沂的敌特机关传递他所搜集来的根据地军民活动的情报。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葛雨泉把一封密写的情报在出镇三里多路的地方交给邮差刘云骧(此人在临沂已退职),让他带到了临沂。由于我们接收中华邮政代办所后,经常对邮差进行教育和团结工作,他们对抗日有一定的认识。刘云骧自临沂返回之后就把这事向我们做了报告。葛雨泉第二次、第三次又让刘云骧传递情报,刘就把这两封信迅速交给了我们。经我公安局化验,原来是用药水密写的,而由药水一擦,现出了蓝色,全是搜集的我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活动情况的情报,证据确凿,沭水县公安局逮捕了这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犯。

  (二)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十六日,山东战邮总局赵志刚局长命令迅速追随部队去临沂前线。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只身一人骑上自行车当日由驻地莒南县的良店村赶到沭水县洪瑞村。在这里我遇到了沭水县邮局的许启祥、景仲兴两同志,他俩很愿意随随我进临沂,于是就加入了我的行列。十七日早上,中共洪瑞区委书记王铁英同志和我赶到了正向临沂北关进军沐水县独立营。傍晚正行进中突然听到一阵机关枪声,原来是遇上了国民党王洪九部的一小股匪徒,他们正企图抢进城内。这场遭遇战我们把匪徒赶跑了,但我们也牺牲了一名战士。这天我军全部占领了四关。十九日,我转南关去找以山东军区作战处长李作鹏为前线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我向刚组建的中共临沂县委报了到。县委书记刘炬、县长张云谢同交代了进城的接管准备工作,还给我派了位通信员朱家金同志。由临沭县调来的于兴汉、滨海派来的许乐堂两同志向我报到了。于是我们立即建立了由滨海后方直到临沂的交通邮路(也是一条军邮路线),先是用自行车,后改用骡马驮运。约在九月上旬,大众日报在报道奔赴前线的战邮干部名单中公布了任命我为临沂局局长的消息。

  临沂城内的三千多汉奸匪徒,他们依仗着日寇留下的大量弹药和充足的粮食,以及坚固的城墙工事进行顽抗。敌人白天负隅顽抗,夜间则在方圆十几里的城墙上密密的点起火把,每夜都要烧掉上千斤棉花,上万斤木柴,两千多斤油料,居民的木棒、门板、棉花都遭到挨家挨户的抢劫。

  二十多天的攻城战斗中,我目睹了我军广大战士的英勇奋战。刚刚处在从游击战转入正规战的我军,当时弹药不足,尤其缺乏重武器,致均未奏效。九月十日凌晨,我全线军民一举炸掉西北城的碉堡攻入城内,与敌浴血战斗一个昼夜,至十一日清晨,全部歼灭了这伙匪徒。除破城后窜逃的四百人外,生俘了日伪县长韩芝龙、日伪保安大队长许兰笙等以下两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器材。我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十一日清晨,接到命令可以进城,强调要提高警惕,注意搜索残敌。我提着仅有三发子弹的匣枪,带领各握有一枚手榴弹的朱家金、许乐堂等同志,沿东面城墙我军留下的云梯进入城内。战斗虽已结束,但居民都躲在家中,街上显得很冷清。于兴汉等同志也从南面登城进来,我们在搜寻残敌的同时,到中华邮政临沂邮局,局内职工被我军全部拘留到天主教堂大院。室内零乱,仅有一堆单册和几条邮袋,还有一个铁皮保险柜,被我贴上了封条,再没有什么器材和物资。午后我到天主教堂领出了中华邮政局长乔秉初,襄办刘秉乾等约十名职工,宣布了他们已被接管并参加临沂战时邮局共同工作,他们都很高兴,又给乔秉初外的十名职工每人拔发了一百斤救济粮,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变成我战邮工作人员。九月十二日午后,刚刚进局才一天的小储同志,急急忙忙的报告说,路东胡同里一居民家溜进去一个便衣汉奸,我当即把我的匣枪交给许乐堂同志叫他与朱家金等四五个人速去抓捕,很快从这家床底下揪出了一个吓得哆哆嗦嗦的家伙,还搜出了一支手枪。崔浩同志的父亲拣到了一支匣枪,我只收下了他交的二十发子弹,这匣枪仍有小崔背着被调到滨海战邮管理分局去了。

  在东大街路西也是城内最繁华盛的中心地带,有一处是原“七.七”事变的金台大旅社旧址,及附近的一片空房,被我们占用了作为县局局址,入城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在大门口挂上了“临沂县战时邮局”的大牌子,接着开办了出售邮票、收寄邮件、办理报刊发行等业务,我们是进城后第一个挂起牌子向公众开办业务的单位,受到全城军民的关注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