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陆路邮路的贯通
赵强   2017-09-02   来源:中国邮政网

  亚洲与欧洲的邮路真正能够对接起来,是到了公元8世纪。从西到东,并列着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吐蕃王朝和唐帝国四大邮政系统。汉代以来,中国与欧洲的交往若明若昧。唐朝声隆八方,始有拨云见日之感。此后,辽、金震荡西域,蒙元继之,远及东欧。自此,亚欧间商路、邮路大通,信使只凭一面符牌,便可穿梭于四大汗国。

  中古时期的四大邮政体系

  纵观历史,丝路全线贯通依赖于两三个强大国家的同时存在,罗马帝国与汉帝国首开其功。但公元3世纪始,东西方皆由于蛮族入侵而陷于衰弱与分裂。直至7世纪,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同时兴起才使丝绸之路重焕荣光。

  新一轮东西交往首先带来了拜占庭邮政系统的全盛。何为拜占庭?原来,罗马帝国在395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本系古希腊移民所建拜占庭,所以又称拜占庭帝国。扼控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君士坦丁堡正处在东西和南北商路的交汇点上,被马克思誉为“金桥”。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波斯的地毯,西欧的毛织品,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皮毛、蜂蜜、琥珀纷纷运抵君士坦丁堡,而拜占庭人只消费了其中的一部分,更多商品经深加工后再销往远方。拜占庭未设专门的外交部门,所有对外接待皆由邮政大臣负责,这位大臣也称“公路总管”,管理全国道路、驿站。外国君主和使者一入境,就由邮政大臣全程照料,进入皇宫也由其全程陪同,竟致日后本国臣子晋见皇帝也由其安排。拜占庭中期,邮政大臣甚至取代了财政大臣,被称为“大总管”。拜占庭通达四境的邮路也是重要商路,恪尽职守的邮政大臣为贸易作出了非凡贡献。

  在阿拉伯半岛,公元623年,先知穆罕默德返回出生地麦加。今天,麦加朝觐吸引了全世界的穆斯林。9世纪,每当朝觐季将至,人们就聚集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等贸易中心,在自己搭建的帐篷内享用由政府提供的食物和水,直到加入前往麦加的商队。阿拉伯统治者豪掷千金维护道路和沿途水源,带来了商站和驿站的全盛。阿拉伯帝国从倭马亚王朝(661~744年)起就十分重视邮政事业,到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时设立中央驿递管理机构,在各省设置驿馆930处。邮路干线以巴格达为中心,东达锡尔河,东南到波斯湾,北通摩苏尔,西通叙利亚,干线两侧又设若干支路。邮队往往与商队结伴,达到四五十峰骆驼。

  在阿拉伯帝国勃兴之际,复兴了大一统形态的隋唐帝国也使中国文明达到了鼎盛,中西交往开始了全新的阶段。以波斯为跳板的景教在长安立足,使基督教传教中国首获成功,景教徒甚至将蚕种藏在竹杖中和养蚕术一起带到了拜占庭。唐代起,马递通信在全国空前展开,专设机构称驿。驿在中央由兵部管理,地方上实行道、州、县三级管理。边防镇戍还有名为“承函马”的军事通信专用马。关于唐朝邮政和信使所至地域的广大,《新唐书·西域传》言:“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今柬埔寨),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

  就在唐王朝兴起时,吐蕃王朝亦崛起于青藏高原。吐蕃为攫取东西贸易之利,不惜以举国之力远征中亚,占据塔里木盆地南北缘、河西走廊,形成了东西万里的邮路。宫廷“飞鸟使”依所佩飞鸟银符的多寡(多至13符),调用良马。吐蕃传令的速度往往令唐朝望尘莫及,唐朝哀叹己方“驿书上闻,旬月方报”,而吐蕃已“获胜罢归”。宫廷“飞鸟使”之外,吐蕃军政机构则以“飞马使”通信,驿站印章也镌刻其形象。一枚作为神圣护身符而承传了上千年的“飞马使”驿站古印章近年被史学家甄别出来,印章中上部刻有策马扬鞭、回头张望的“飞马使”,马正飞身跃过土坎,马尾成一直线,以显示疾速。马头两耳间佩挂有吉祥宝,以示佛佑。印章下部古藏文的意思是“芒斯克之印”,即芒斯克驿站之印(图1)。

  驿骑绝尘四大汗国

  进入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了三次西征及主要针对南宋的南征,征服了亚欧大部分地区。蒙古铁骑既带来了腥风血雨,也摧毁了阻隔东西贸易的种种障碍。自窝阔台大汗实施“站赤”制度起,蒙古人伴随西征与南征建立了横贯亚欧的庞大驿站体系,为世界交通史所仅见。“站”源于突厥语“yam”,蒙语转音为“jam”,汉文转写为“站赤”,与汉语混合后方有驿站之谓。元朝中期,驿站多达1600处左右,约有驿马45000匹,每站90~400匹不等。当差的称正马,驿站定额以外的备用马称贴马,一般与正马数量相当。信使须持圆牌或铺马圣旨并随附箚子方许乘驿,圆牌者优先。蒙古原有回鹘文字的传诏金牌,系长方形。元初仿西夏圆牌铸海东青(一种猛禽)纹饰,称海青牌,后改铸八思巴文,分金字、银字。金字牌为朝廷遣使,银字牌为王公及地方遣使。自马可·波罗的游记面世后,西方世界就对书中描写的乘驿符牌艳羡不已。14世纪末成书的《世界珍异记》有一幅插画描绘了蒙古大汗颁给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一面黄金牌,到各处都畅行无阻。这应该是掺杂了有关蒙古传诏金牌和元朝金字牌传说的想象图(图2)。

  蒙古的兴起让整个欧洲为之震颤,年近60岁的修士柏朗嘉宾奉教皇英若森四世之命出使蒙古。1245年,柏朗嘉宾从里昂出发,走到波兰开始享用蒙古人提供的马匹,到基辅享用驿站服务,于1246年安抵哈剌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一带),参加了贵由大汗的登基典礼。据柏朗嘉宾的随行教友说,有3000名携带信件的使者来自各地。柏朗嘉宾蒙接见后得到一封回给教皇的信,这封信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大汗在信上要求教皇亲自前来,“带着所有君主为我们效劳”,信尾加盖了象征蒙古大汗权力和蒙古人信仰的腾格里神神力的印玺。

  使节之外,驿站更多的是被冒称“使臣”的外商所享用。摩洛哥人依宾拔都他评价道:“在中国行路最为稳妥便利。”他还描述了驿站对客人及财物的安全管理办法。意大利神甫马黎诺里则谈到钦察汗国(主体位于今俄罗斯乌拉尔山以东)对到中原去的商人皆予以乘驿优待。元朝还给色目(西域及中亚人)富贾发放金银牌,使他们畅行无阻。

  蒙元时期,东西商路皆沿驿路而行。亚欧大驿路以察合台汗国(主体位于今中亚和中国新疆西部)首府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附近)为枢纽,向东西延伸出四大干线。向东:一条东北行至布伦托海,溯乌伦古河东越阿尔泰山、杭爱山至蒙古帝国都城哈喇和林;一条沿天山北道东行河西走廊,由宁夏过黄河东至元大都(今北京)。向西:一条经塔拉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取道咸海、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抵伏尔加河下游的撒莱,再西去东欧,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过黑海至君士坦丁堡;一条由西南行经中亚河中地进入伊尔汗国(主体在今伊朗)的呼罗珊,直抵两河流域。还有一条重要驿路系由天山南道翻越帕米尔直入中亚。

  欧洲使团相继东来,切身感受了蒙元驿站制度。15世纪,西欧人发现中亚枭雄帖木儿、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国王柏巴儿思、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都仿效蒙元建立了高效通信体系。莫斯科公国的驿站系统成为15世纪欧洲最快捷的通信方式,这深深刺激了西欧各国君主,影响远及英伦。正是在“站赤”波及下,法国和英国的皇家邮务得以在15世纪下半叶建立。

  

  图1

  

  图2

编辑:丁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