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战邮总局的四个春秋
作者:于渤 来源:中国邮政报 发布时间:2017-10-17 

  一九四四年春,我由大众日报社编辑部调到山本战邮总局工作。当时山东战邮总局局长兼任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部长。我在总局工作了整整四个春秋。一九四八年春天,我被调到坊子胶济铁路局工作,从此离开由邮电部门。

  回顾战邮生活的片断 

  我初到战邮总局工作时,感到总局机关是一个人员精简、效率高、非常战斗化的集体。赵志刚局长一人身兼三职,没有副职及秘书助手。邮务科科长李旦夫同志,交通科科长乔为中同志,科内也仅有两三个人。秘书科仅有科长张善堂同志,文印员徐少南同志。我就分配到这个科,负责编辑《战邮报》。交通班人员较多。因总体人员较少,大家工作都很紧张,晚上也都在油灯下坚持工作。我初到就给了我很多工作。除负责编辑《战邮报》外,要开会做记录,整理、保管文件、图书,还给交通班的交通员上文化课,担子压得很重。

  《战邮报》虽然是一九四二年创刊,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在我接手时出得不多。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连一台油印机也没有。工具很简单,仅有一个钢板心、一支刻版的铁笔、一个油滚子,还有点油墨和蜡纸之类,行军时全部自己背着。张善堂同志一个人抓工作很忙。徐少南同志年轻有干劲,他刻有一手漂亮的钢版字。我去后他风趣地对我说:“你能编多少,我就能刻多少。” 我也回答说:“你能刻多少,我就编多少。” 我们就这样互相配合着干起来了。 每逢节日,赵局长都是亲自为邮报写社论,以及指导全省战邮工作的重要文章。 徐少南同志还用上红色油墨印出套色,以示纪念,非常醒目好看。

  《战邮报》发出之后很受欢迎,我经常收到一些战邮职工来信索要邮报。可是当时条件差,纸也不好,印不出很多。领导对《战邮报》都非常关心,亲自为报纸写稿、审稿、指导工作,对我的帮助很大。以后又增加了力量,调来了编辑宁世、秦寄萍等同志。      

  当时, 我们生活正处于艰苦困难时期, 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局领导抓得很紧,率领大家开荒种地,我们很快就吃上了自己种的菠菜、小白菜等蔬菜。到了秋天更是喜获丰收,有大萝卜、白薯、花生,在院子里堆成了高高的小山,大家看了都很高兴。赵局长和其他领导干部也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在地里干活,还得有人站岗放哨,以免敌人突然袭击。在春种秋收时,我们还要挤时间帮助老百姓干活,一起捡种,一起抢收,我们和当地群众和睦相处,如同一家人。

  春节时更是热闹。我们和老乡们互相拜年,一起扭秧歌。在秧歌舞的启发下,赵局长和我们几个同志一起商量,编写了《战邮交通员之歌》。这首歌就是顺着秧歌调填词的,顺口又好学。我教给交通班的同志们,大家很快都学会了。歌词是:“模范战邮交通员,服从分配守时间,早去早归不偷懒,走起路来一溜烟,一溜烟!”后一句重复一次(后来赵局长在大众日报创刊四十周年专刊上登出了这首歌)。大家学了之后随走随唱,非常鼓舞人心。听吧!在工作之余,在吃饭的路上,都在“一溜烟、一溜烟”的唱着!春节时,机关上还召开敬老会,举行会餐。对年龄稍长的职工,不分职务,一律佩戴大红花、坐首席,接受赵局长敬酒 。这种互敬互爱、同欢同乐的革命深情让大家深受感动。

  交通班人数较多,年轻的同志是很活跃的,大家都愿意跟我谈心。因为我是从城市出来的,他们见到我就问这问那。有的问我:“你坐过火车、汽车吗?听说胜利以后,我们收复了城市,我们就用火车、汽车送信、送报纸,还让我们坐上去呢!这是真的吗?”我告诉他们这是真的,很快就会实现了,大家都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他们都向往着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的确,那时交通员一天要走百十里路,还要背着枪、手榴弹、报纸、信件,压在身上一大堆,真是辛苦。可是当时没人叫苦,都能按时完成任务。组织上对交通员很关心,有的同志生了病,伙房就给做病号饭,吃面条加鸡蛋。赵局长的爱人黃秀珍大姐每到机关来,就必到交通班问寒问暖,她还以自己早年参加革命时的艰苦经历教育大家。比如当时她和赵局长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因没有经费,生活相当困难,缺乏管养。她说:“我的大儿子生下来时长得很小,一双大鞋就能放下去”。大家听了后深受教育。她见交通员的衣服破了,就找点碎布给同志们缝补一下。这也为我树立了榜样,我也学着做针线活了。

  总局机关人员少,领导全省邮、交、发工作,交通不便,颇为困难。每年总局都要召开大区局长会议。借会议的机会,我们邮报同志们就抽空找他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收集材料,也约他们亲自写稿。坚持在第一线的交、邮、发人员的事迹比较多,可以丰富办报内容。有一次,我们报社出专刊写劳动英雄庞耀同志的先进事迹,邮报社社长林桓非、宁世同志和我共同参与。庞耀同志是跑延安党中央的交通员,他通过敌人多道封锁线,不怕危险,忍饥受寒,出色地完成了每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他的事迹细节只有他本人最清楚,别人知之甚少,所以我们主要对他进行了采访。但是他既谦虚,又老实,不善表达,话语很少,我们问半天他才说一句。尽管如此,他的模范事迹给当时的人们教育非常之大,也推动了下边各局、站的创模、选模运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我们准备调入济南。于淳同志是支前邮局局长,我也被调到济南城郊附近。后因出现了蒋敌伪合流局面,他们意图进驻大城市。形势发生变化,去济南的计划落空,我们又返回了原单位。这时,总局已迁住临沂城。我沿交通线走,路上经常听到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到达临沂之后消息得到证实,总局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机关住上了大房子,也有了电灯。交通班的同志们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天天吃上馒头了!” 变化还不仅是这些,主要的是战邮总局的机构也变了,成立了山东省交通总局,管辖范围大了,又增加一位副局长管寒涛同志。机关上也增加了不少由新四军北上的干部。

  为适应形势,《战邮报》改为《山东交通》报,采用石印版。报社的编制也增加了,当时有宁世、王孟强、庄玉新、李学道、潘润章和我六个人。人多力量大,出去采访的机会也多了 。一次召开山东铁路职工代表大会,我参加了记者团的工作,赴枣庄采访,让我大开眼界。这里有大名鼎鼎的铁道游击队,还有很多有代表性的先进人物。回来后又参加了总局的大会,很多材料需要起草。这段时期,报社的工作紧张而又充实。

  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李学道同志身体不大好,有时加班工作累了,头上就冒虚汗。他坚持工作了很长时间,后来因为肺病转到后方医院,从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志刚同志担任了邮电部副部长。李学道的儿子在报纸上见到了他父亲的名字,找到了北京。赵志刚同志找我了解情况,我也没有具体的消息。然后又找到当时管后勤的李子久同志(已故),他才回忆起来。在我们撤出临沂城后,曾接到过李学道的死亡通知。当时,蒋军进攻解放区,生活极为艰苦,缺衣少药,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比较高。

  一九四六年秋,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大规模内战,不断用飞机轰炸临沂城。那时我们机关借城墙壁挖了防空洞,一有警报,就临时躲在洞内,确认安全后再继续工作。不久我们就撤出了临沂城。之后条件仍很艰苦,八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百废待兴,亟待修整,但国民党又趁机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领导号召我们咬紧牙渡过难关,像爬山头一样,占领最后一个山头就是胜利。

  撤出临沂不久,我们坚持出报。这时机关流动性很大,经常转移驻地。在这种情形下,对保护好一份创刊以来完整的《战邮报》、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是很不容易的。赵局长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些文件、报纸比什么都重要,一定不能要丢掉。”我负责保管,深知其重要性,所以非常谨慎。一九四七年春,敌人更加疯狂地进攻解放区,滨海地区的形势十分紧张。这时有些后方机关都转移到渤海区去了。就在这时,赵局长不顾自己的安危,由通讯员小崔陪同,与我一起将文件转移到鲁中山区去。我们到了一个叫涝坡的地方,村子后边有山,这里还有我们的后方工厂。经过村部的帮助,我们将东西运到山上,找了一块大石头,在后边挖好一个洞,将文件、报纸埋藏起来,经过修饰,不易察觉。最后,随去的村干部坚定地对我们说:“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在,东西丢不了!”我们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等待形势稍有好转时,我们又回去把资料取回来,依然保存完好。为此,领导上还为我记了功。   

  这年,还有最后一次考验值得追忆。因滨海地区多平原,离铁路线也较近,我们机关准备往胶东地区转移。出发前分成两部分,由王剑鸣主任带领的一部分为先遣队,有牲口驮运,携带东西多,多是年老及女同志;紧接着就是后边的大队。没想到我们先行的一部分,刚过了胶济铁路,敌人就追上来占了胶济线,并进驻了平度县城。切断了我们和后边大队的联系。他们暂时过不来,我们更回不去,造成了分割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夜赶到了文登县,后又转到海阳县的山区,无法再坚持工作了。

  过了几个月,形势交化很大,我军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迫使敌人节节败退。被他们占领的城市不得不又退出来。听说胶济线上及平度县城的敌人快要撤退了,我和李子久、王承绎、马云我们四个商量后,经领导的同意,作为第一批试探着回返。因当时摸不清情报,我们只好顺着邮站走,走一段问一段,如敌人还没撤离我们就再回返。在这一带,我们目睹了敌人及还乡团破坏的残景,村子里老百姓几乎全跑光了,村头上增加了不少新坟头,偶尔碰上的人也往往是戴孝的。有的老百姓的家门四敞着,院子里空荡无人,又脏、又乱,一片残状。这是敌人和还乡团杀害我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情形,真是惨不忍睹。村里无人,我们一路上连口热饭、热水都没有,饿了就啃一口自己带的干粮。最后终于得到可靠消息,两小时前敌人刚离开平度城和胶济线。我们先到达了胶县邮局。在这里知道了总局的一些情况,还高兴地看到了邮报,在报纸上知道这边坚持工作的情况。连邮报都能坚持出版,太让人激动了。邮局同志们留我们再休息几天,但我们着急赶路,立即整装继续前进。我们四个人的先头小分队终于在五莲县和总局的同志们会合了。

  一九四七年冬,总局机关进行“三查、三整”整风运动,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初。四月,我就调到坊子胶济铁路局工作。   

  偶然发出的一封家信  

  我是从城市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离开家乡几年了,有时也想念我那历经艰辛的老母亲和我正在上小学的小弟弟。但是,我的家乡济南市是沦陷区,不通邮,不通信,想念只好埋在心里。                       

  一九四四年夏天,山东战邮总局召开各大区局长会议,鲁中邮务管理局副局长亓汉三同志来参加会议。工作上的接触,使我们熟识了。听说当时我们的根据地已经扩大到泰安、历城一带,离我家已很近。我找他随便聊聊,心想知道些附近的情况也是好的。我从离家后就没通过信,谁不关心自己的家乡,知道点情况对自己也是个安慰,但我并没有给家里写信的打算。      

  亓汉三同志见我很关心济南附近的情况,也就进一步向我作了解。问我家是哪里,家中还有什么人。我回答:“在济南市内,就有一个家庭妇女的母亲及一个上学的小弟弟,我的两个大弟弟都已经出来参加革命工作了。”我又说:“一家人多数在外边,母亲是多么想念我们呀!”当他听完我的介绍后很是同情,他沉思了一下,便说:“你给母亲写封信吧,我设法帮你送去 。”听他一说,我太感激了,立刻想起了我离家时,母亲的再三嘱咐:“你们出去后,想法捎个口信来,只要知道你们还活着也就知足了。”可是在那战争年代,又是从解放区到敌占区,邮信或捎口信是很难办到的。

  当我提笔写信时,心里要说的话很多。可一想到我的家是处在日军和汉奸严密统治的地方,送信的人是要担风险的,也就不敢写了。只廖草地写了几句话:“我同弟弟都很好,请放心! 我们快见面了。”信封上写上详细地址就交给亓局长了。家信带走之后,我心里很不平静,老惦记着这件事,总希望收到亓局长的来信。多次想写信问问,一想到我家是敌占区,送信是有危险的,又觉亓局长工作很忙,这是私事,不好意思给他添麻烦,便作罢了。时间已久,工作又忙,几个月过去,这件事就放下了。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战邮总局移往滨海区莒县北甘霖。我正在工作,突然听到外边有人喊我:“你妈妈来了”。我跑出来一看,果真是妈妈,我急忙跑上前去。母亲含着眼泪抱住了我,我们母女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我觉得这太突然了,母亲怎么能来到这里?我不是做梦吧?后经了解,就是那封信送到了她的手中,母亲收到我的信后,误解为我离她很近,就决心离开家出来找我。当时她向我讲述了送信的详细情况。有一天中午,院子里有人喊:“于老太太的信”,她赶忙出来接信。见一个四十岁左右身穿绿制服的邮差,身背邮包,手里拿着信。 当我母亲正要接信时,他低声问了句:“屋里有人吗?”母亲说:“没有,就我一人在家 ”,并望了下院子里没有人时才说: “里边谈吧。”接着走进屋里。 母亲不明白怎么回事,有点害怕。进屋之后,那人从衣服里摸出一封信来递给了母亲。我母亲虽识字不多,但我的信还是能认下来的。她看完信之后,接着问送信的人:“他们在哪里呀?”送信人回答:“不远,离城几十里路。”其实他的意思是战邮局的基层交通站不远,还告诉我母亲到什么村庄、去找谁,就能联系上。可是我的信上没说让母亲和弟弟出来,我说的“我们快见面了”,是指快胜利的意思。收到我的信后,我母亲什么也不顾,就是记住了到那个村、找谁,于是她带上小第弟就出来寻找我了。

  一开始按送信人告诉的村名和人名找到了联系地点,可怎么也打听不出要找的人。村里人听她是从济南出来的,都很警惕,说这个人不在。她不甘心,吃着自己带的干粮继续打听,一直到了天黑,被找的人才出来见了我母亲。仔细一问,才知道我们机关离这里很远。由于我母亲想念女儿心切,决心一定要找到我。我母亲已经是五十多岁,脚还是放过的,走长路有困难,但是她下定了决心。在交通员的热情帮助下,她随着我们的交通站一段一段地找上来,终于从济南城跋涉涉来到总局驻地滨海区莒县,见到了久别的女儿。  

  我母亲来到战邮总局后,组织上很照顾,还享受了一份供给制待遇。因母亲文化不高,就安排她在保育小学照顾学生的生活。我的小弟于森也参加了战邮工作,一九四六年在临沂邮政干部学校学习。这件事虽然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我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永远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