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战邮生涯
作者:庞耀 来源:中国邮政网 发布时间:2017-10-17 

  (一)走上革命道路

  在我少年时期,我的家乡赣榆县兵火不断,民不聊生。十七岁时,我就独自外出谋生,闯码头,卖苦力。在外面混了几年,受尽了凌辱压迫,看尽了人间不平,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40年,赣榆来了共产党,人民翻身得解放,我自动报名参了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便踏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战斗生涯。

  1942年,我从部队派到滨海区五地委辛校学习,未结业又被调到山东分局接受交通训练,期满后就开始跑交通。曾先后在赣榆县委担任交通干事和交通股长,负责全县范围内的党内秘密交通。1942年,我被抽调山东战邮总局交通科,负责跑晋冀鲁豫边区的长途交通工作。战时的交通极其重要的,有人把它称为“直接心脏的大动脉”,这话千真万确。那附,在解放区民主政权中,既没有汽车、火车等运邮工具,更没有电话、电报等先进之类的通信手段;机要秘密文件、情报资料等信息,都只能通过交通员来递送。战时,时间就是胜利,特别是抗自战争时期,日寇频繁地发动“扫荡”“清乡”“围剿”,到处筑确堡、设岗楼,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当时设在山东的敌伪据点多达二千五百多个,封锁墙、封锁沟达八千四百余里,真可谓是“据点林立,沟墙如网,火力相及,特务如毛。”在这种严峻情形下,我们的秘交人员能否及时完成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通信任务,都直接关系到部队之战略转移及组织的安全,有效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可见,战时交通是多么重要,我们交通员身上的担子又是多么重!正由于如此,不论形势多么严峻,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残酷,我们的交通员都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战邮队员机智灵活地绕过敌人的炮楼岗哨,躲过敌人设置的封锁线,冒着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受饿,出生入死,昼夜不停地穿梭在交通线上,及时、稳妥地把党的文件、情报传送到目的地。所以,敌人对我们交通员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加以防备、追捕,一旦被他们抓住,必遭杀害。敌人采取这些防范手段,其目的就是妄图切断我党的神经系统。

  (二)寒夜过沂河

  1941年11月,日寇在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圈”、“囚笼政策”,纠集了五万多鬼子,十几万汉奸,对沂蒙山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血腥大扫荡。有一天,我正准备去鲁中送机要文件,到鲁中去途中要经过沂河,出发前听说敌人要封锁沂河,心旦很着急,我想一旦河被封锁,就很难过去了。由于敌人活动猖獗,只能选在夜里赶路,所以天一黑我放好文件就上路了。当时我们穿的都是老百姓送的军鞋,我的脚大,鞋子都穿不上,送信时只好赤着脚走,时间长了,脚上裂了不少口子,一走路就钻心地疼。北方十一月的天 气已经很冷,特别是夜里,寒风呼啸,像刀子一样,刮得脸上作疼,尤其夜间行走天黑路又不熟,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摸。因为情况紧急,心里着急,脚步就迈得更快,脚不时踢在石子上,刚愈合的口子就裂开了,血水往外流,刚流出来就冻结了,再走几步又裂开了,疼得直钻心,为了抢时间,我顾不上包扎,咬着牙、破着 腿往前赶。在涉水过沂河时,裂口里钻进了许多沙粒,上岸后走路就更艰难了,脚上像扎了无数的钢针疼痛难忍。这时我想起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使鼓励着自己,强忍着痛苦继续赶路,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目的地,完成了任务。     

  (三)难忘的形象

  交通员常年活跃在交通线上,为党传送各种机密文件,常常使敌人扫荡失败,清乡破产,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因而敌人对我们切齿痛恨,恨不能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们的交通员一旦被捕,敌人总是用尽各种残忍手段逼供摧残,甚至杀头、活埋。可是我们交通员从来没有被吓倒过,因为我们都有阶级仇、民族恨,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和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多少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履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1942年夏天的一个夜里,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到微山湖去执行任务。行前领导告诉我们,在湖边接头并送我们过湖的是一个老汉。当我们赶到约定地点发出暗号后,只见芦苇深处划出一条小船,船上却站着个年青的彪形大汉,借着星光 看出这人有二十多岁,手里还握着一把匣子枪,威风凛凛。我们一看不对头,连忙掏出枪对准来人,严阵以待,那汉子看到我们敌视的样子,急忙答话:“同志!别误会,自己人”。我半信半疑,警惕地问他老汉怎么没来?他也明了真情,随即将船拢上岸,并伤心地讲起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姓胡是我们要联系的那老汉的女婿,他们都是秘密交通员。因叛徒告密,他岳父被敌人抓去活埋了,他也遭到了敌人的追捕。老胡同志咬着牙愤慨地说:“这仇我一定要报,不打败那些狗日的决不罢休”。我们听了他的话都很难过,并深深地为他的革命正气和坚强性格所感动,默默地点了点头。于是他接我们上了船,送我们过湖,因船太小,人多目标大,我就让其他两个同志先回去,我和老胡同志一起过了湖。到了对岸,胡同志对我说:“敌人正在抓我,马上天亮了,你也不便行动,先到我家休息一下。”我跟 着来到他家,见到了他父亲,彼此作了介绍,然后老胡嘱咐他父亲到伪村长家里打个招呼。这时天已亮了,老胡好像挺有经验似的,叫他父亲把我们睡觉的房子反锁起来,这样外人看了不会想到屋里有人。等我们躺下休息后,他父亲就背起粪篓,装作拾类的样子,到伪村长家,并向村长说明了情况。那时不少伪村长是被迫干的,他们也同情革命,暗中帮助我们,这个伪村长就是这种人。

  我们一路上很疲劳,一倒下就睡着了。突然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了,我们赶忙爬起来,只听得大门被撞得很响,还夹杂着呼喊叫门声。老胡一把拉住我,低声说:“肯定是汉奸队来了,现在正面出不去了,如果敌人进来搜查,我们就掀翻屋顶跳出去,后面不远就是枣林。你快把密件拿出来,我这里有火柴,要是追急了,就先烧掉,千万不能落在敌人手里……“还没等老胡说完,大门就被踢开了,这时胡老汉赶到院子里,只听一个大嗓门的汉奸头子冲着老汉问:“你儿子回来了吗?不老实说,我们就搜了。老汉还未答言,就听外面又有一个人跑来对汉奸说:“嘿 嘿,老总,他儿子怎么敢回来呢,如果回来,我早就给你们报告了。走,别在这儿耽搁了,到村公所喝茶抽烟去,一有消息我就给你们送信。”这话还真顶用,汉奸们都被支走了。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我真佩服老胡的远见,要不是事先给伪村长打个招呼,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于他们父子俩的帮助,我终于完成了任务。这位姓胡的同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隔几十年,仍不能忘怀。可惜我只知道他姓胡,并不知道他的名字,这成了我的一件终生憾事。 

  (四)为革命哪怕千辛万苦

  不管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的夏天,还是朔风怒号、冰冷彻骨的严冬,我们交通员都风雨无阻。我们的行动准则是:“人在文件在,人与文件共存亡”。送信的过程中,常会碰上恶劣的天气,我总是千方百计把文件保护好。1943年夏天,我到省直机关送信,走到一座山里,只见两边山势险峻,沟壑纵横,道路难行,正走着天气突变下起倾盆大雨,我怕文件受损失用雨布包扎好,山路很滑,行走十分艰难,一不小心就有滑入山沟的危险,我咬着牙往山上爬。凭以往的经验,夏天下大雨最容易出现山洪暴发,为了安全我每爬一段都尽量抓着野藤荆棘,以免被山水冲走,我的手划破了,鞋也蹬掉了,好不容易来到半山腰。这时山洪来了,像虎啸龙吟一般。因我有了思想准备,便脱离了险境,保住了人和文件。要是慢走一步,准得被洪水吞没。暴雨过后 山路很滑,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赶到站上时已成了个泥人,文件却一点也没湿,我高兴地笑了。

  1943年7月,上级派我和王玉贵、田宏彪同志去冀鲁豫边区送信。我们一夜跑了120多里,到达津浦铁路西边时,天已放亮,因为是在敌占区,我们很着急,就立即找到当地联络站一一一个伪村长家里(那时我们跑交通的常跟伪村长、伪乡长等搞统战关系,以便掩护)。我们提出让他设法把我们暂时隐蔽一下,他却为难地说:“不行啊,汉奸队已有通知,说皇军要来清乡。他们马上就会来,我这里不能呆,很危险。”说着便要介绍我们到一个革命家属那里隐蔽。就在这时, 村口响起了枪声,接着村里就乱起来。我们考虑 到要隐蔽在百姓家里,肯定会连累他们,于是决定分散隐蔽,并约好在村口会合。我刚走出村长家门不远,就隐隐看见村边已出现敌人,便乘乱钻进路旁的谷地。敌人很狡猾,采用“拉网式”战术,先将村子包围起来,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圈向里搜索。我见此情况,料想一时难以逃脱,就先把文 件埋起来,然后沿庄稼地慢慢往前爬,猛一抬头 看去,不远的地头就是一个唱戏用的土台子,边上有两棵大柳树,台子上有一个持抢站岗的鬼子,我趴在地里不敢再动了,因为谷子矮、又很密,稍一动就会引起谷棵晃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不久太阳又出来了,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头昏脑涨,尤其到了中午,骄阳似火,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地上滚烫,整个身体像置于蒸笼一般。又因为还是在前一天晚上吃的饭,行走了一夜,肚子很空,口渴难当,只觉得浑身冒火,嘴唇焦裂,两眼发黑,昏昏沉沉。跪在这里站了一天,我也在地里趴了一天,直到晚上土台上的哨兵撤了,我才舒了口气。但浑身像海绵一样,四肢无力,怎么也站不起来,只好慢慢往前爬,爬出谷地后见不远处有个水井,我高兴极了,挣扎着起来冲向井栏,使尽全力打上来水,一头扎进水桶喝了个够,肚子饱得像个橡皮水袋,走起路来直晃荡,但此时的精神好多了,于是我回到谷地扒出文件,然后去找另两个同志。刚走了几步,只觉得肚子发胀,疼痛难忍,我想这回可糟了,我们已经耽搁了一天时间,要不赶快把信送到,后果不堪设想。我忍痛回到村里,在一老乡那里买了三包“神仙一把抓”泻药,老乡嘱咐每包分三次服,我一心想早点赶路,就一下子把三包药都吃了。过了不长时间,在村口我与另两人会合了,他们告诉我从伪村长处分头后,他们转出村子顺势钻进了一条小沟,沟两旁都是细柳,虽然没饭吃,可有水喝,太阳又晒不到。我开玩笑说:“你们可比我强多了。”说着我们便一同上路。这时夜幕已降临,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前赶路,走不多远,我肚子里一个劲地响,不一会就泻了起来。由于时间紧迫,叫他们不要等我,谁知药吃得太多,越泻越厉害,我怕掉队,干脆脱去了裤衩,边泻边走,终于赶上了他们。泻肚子很伤人,加上本来肚子就空,我渐渐坚持不住了。同志们搀着我走,终于在天亮之前赶到了阳谷县,完成了任务。由于两天来极度的疲劳、饥饿和腹泻,我又瘦又黄,可为革命吃点苦不算什么,只要能完成任务,心里就感到舒坦。

  1943年除夕,同志们正准备过年,我突然接到任务,将一份紧急文件送到离我们驻地约五、六十里远的独立团。我二话没说,连中饭也没顾上吃,骑上婆脚踏车就上了路(这时形势稍好了点)。因山路崎岖,骑得很慢,信送到时天就快黑了。不一会,外面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越下越大,我看回不去了,只好宿在独立团。那时我们都是分散在老百姓家吃饭,按当地习俗,大年三十晚上一般人家都要包饺子,独立团的同志叫我一块去,但我想到老百姓吃顿饺子也不容易,自己饭量又大,感到不好意思便没有去。这样,我整整饿了一夜。第二天起来时,见到外面已成了白色的世界,雪积得很厚,在这滞留了一夜,心里也很急,我顾不上吃早饭,就连忙推着车子往回赶,因一天一夜没吃饭,饥肠辘辘,身子有些发软,山里寒风呼啸,吹起的积雪打在脸上,向前望去一片白茫茫,原先的山路已被覆盖,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自行车也不能骑了,而且成了累赘,车子推不动就扛着走。尽管我的身体壮实,但毕竟饿了一天一夜,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正走着,忽觉得前脚踏空,连人带车一起跌进了雪坑。坑很深,里面尽是雪,全被雪埋住了,我使劲地往上爬,费了好大劲才爬上来,可车子还在坑里,我舍不得丢下车子,那时有这么辆破车子也不容易。于是,我解开裤带,二次跳进雪坑,将裤带系在车后座上,然后爬上来,再把车子拉上来。这么反复两次,身上沾满了雪,还灌进内衣,雪化开后,不时又冻起来,裤子冻得像个冰桶,整个身体像置于冰容中, 我木然地向前走着,一路上也不知跌了多少次,在走到离驻地五、六里路时,终于坚持不住了,只觉得两眼发黑,四肢无力,差一点晕倒。我只好将车子放在一棵松树下,自己先回到了驻地。同志们见我这个样子,连忙给我烘火,给我端饭菜,又派人去取回了自行车。

  1944年的一天,我背了许多发鲁南的文件。待出发时,领导见后对我说:“老庞,这么多太沉了,到前一站你可以留下一部分。“我笑了笑就起程了。到了前一站,看到那里的同志都很忙,文件也很多,我没说什么,又原封不动地背起文件继续赶路。回来经过金山(双山)县时,只觉得腋下作疼,半边身子都不能动弹,我只好住在一个交通站里,脱下衣服一看,是生了个脓包疮,红肿得像个大馒头,同志们要找医生给我看,但我想这点病算不了什么,看了又得花钱,就坚持着没看。晚上,忽听得西庄枪声密集,站上的同志们通知我一同撤离,可我已不能跑路,就躲在房东家里,好在敌人没进这个庄。事后房东激动地对我说:“你这位同志疮这么厉害,也不哼一声,真坚强。其他人都走了,你不但没怨言,还乐呵呵若无其事,真是好样的。我说:“没什么,同志们也有任务,不能因我一人误了大事”。疮稍见好后,我又回到了局里。

  (五)智过封锁线

  在敌占区跑交通,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保证情报、机要文件的安全,我们想出了许多办法。比如:将情报交换点设在土地庙里,前一站的交通员把情报压在神像下面,第二天取情报的人装着拾粪到庙里来取;有时将文件折成小块 放在扁担托子里;有时将情报塞在高粱秸里,走路时抓在手里,敌人不会注意,有时将文件卷成小卷包在革捆里;还有用头发丝扎上系在蓑衣里。记得1944年我在大汶口车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我和王玉贵同志从冀鲁豫送文件回来,到达大汶口车站时天还没黑,铁路两旁都有敌人封锁着,我们就商量等天黑后从桥洞下穿过封锁线。谁知狡猾的敌人派了八个鬼子兵架了两挺机枪封锁着桥口,日夜轮流站岗。因为我们身上有文件,不敢轻举莽撞,就先找到当地的一个关系,也是一个伪村长,就住在他开的旅店里,准备白天伺机过河。可等了两天都没能过去,我们都很着急,一来身上有任务,二来旅店里常有鬼子和汉奸来往,住着很不安全。晚上我们和伪村长商量了好久,终于想了个办法。第二天一早,有个卖菜的农民要到铁路那边去赶集,被伪村长一把拉住,带有求助的口气说:“老哥!我有两个朋友搞了点‘黑货’,不好过桥,麻烦借你的菜担带过去。”他边说边帮着卖菜的放下菜担,然后把他拉到里屋喝茶去了。我一看正是时机,便迅速取出文件和匣子枪,把文件埋在菜筐里,上面用青菜、大葱和茄子盖上,等到卖菜的走出来,我们已布置停当。我也换上伪村长拿来的一套破旧的本地衣服,化装成卖菜的,同伴王玉贵化装成赶集的。为了防备万一,我让同伴带着枪,如果被敌人发觉,就撂倒他几个,然后抢起文件就跑。一切准备就绪,三个人就挑的挑、背的背,一起朝桥头走去。路上那卖菜的向我问这问那,我不会本地话,怕开口露了马脚,就只好含糊地点头或者摇头,卖菜的见我不热情,也就不多问了。转眼间来到桥头,只见一个鬼子走上前来,不知问了句什么,就顺手从那个装文件的筐里抓起一把葱。我见此情景,心里“咯噔”了一下,正准备冲上去,幸好葱旁边的茄子滚了下去,盖住了文件,鬼子没发现,真好险啊!那个卖菜的可能懂几句日本话,赶紧上前迎着那个鬼子说:“报告皇军,芹菜的没有“。鬼子听罢,一挥手:“开路开路的。”于是我们顺利地过了桥,到隐蔽的地方取出文件和武器,我们大步流星地往游击区赶去,安全地回到了总局。

  (六)转移和突围

  交通员的主要任务是传递机要文件,有时还送报纸、护送干部。由于我们日夜穿梭在敌占区,因而常常侦察到敌人的一些军事行动,搜集到一些军事情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是侦察员、情报员。

  1944年8月,日本鬼子用拉网战术在滨海地区进行扫荡,把群众从西往东朝海边赶。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总局派我到十里外的分局去送信,我接过文件,就小跑着上了路。不长时间就赶到了分局驻地,但出乎意料的是分局已经转移了。我 万分焦急,因为我明白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文件一旦延误,就会给我们党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我朝四周看了下,发现刚下过雨的地上有机关撤退时留下的马蹄印,我高兴极了,就顺着脚印往下追。路上曾两次碰到了其他机关的负责同志,经向其寻问,他们说:“现在形势,极其复杂混乱,恐怕你们一时很难找到分局,你可先将文件隐藏起来,看看情况再说。“但我想,越是这种情况,越要尽快与分局取得联系,便继续往前追,从上午追到傍晚,才追上了分局,完成了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停留,稍息片刻我又往回赶,当回到总局驻地时,总局也转移了。我顾不得歇一下,又立即动身去找总局。在行进路上,我看到了敌人正在运动兵马向 一小山层层包围上去。我即联想到,我们的总局是否就转移在这个小山上?万一总局被敌人包围出不来怎么办?便决定侦察一下敌人的虚实,我小心地向敌人靠近,发现狡猾的敌人因兵力不够,在大路口点着火把,企图做样子吓唬人,而把主要兵力都布置在小路上、树林里,等我们上当。我认为观察已准,使瞄个空隙,从大路上顺利地通过了敌封锁线,又穿过了合击圈,我在山场里转了两圈,终于在一个小山脚下找到了机关。原来战邮总局、军区等机关都被困在这里, 我连忙找到赵志刚局长,听了他的介绍,我才知道,他们因摸不清敌人的虚实不敢突围,于是,我把敌人的布置情况向他作了汇报,然后我们又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决定从东面大路口突围。这时,天已快亮了,我顾不上吃饭,跑在队伍前面当向导,机关的队伍紧跟在后边,下山路过大路口时,敌人没发现我们,很顺利地冲出了包围。天亮后,敌人扑了个空,什么也没捞到。突围后,赵局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庞,这次要不是你,我们就全完了”,并把他自己用的匣子枪给了我,他用我的那把小手枪。领导的爱护,使我深受感动。

  (七)难忘的盛会

  1945年2月7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山东战邮总局在营南县兰墩子召开了全省 劳模大会,经过民主选举,葛春亭和我被光荣地评选为“山东战邮英雄“,这是党给我的极大荣誉,也是对我进一步做好工作的鞭策。我还记得在当年8月14日这天,我正在参加省政府和山东军区联合召开的“英模表彰大会”(我是战邮总局推荐去的)。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正在作报告,突然传来了日寇 宣布投降的消息。刹那间,人群沸腾起来,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不断地高呼起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肖主任的讲话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志们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有些代表在一起拥抱起来,有的扬眉吐气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我生平中遇到的最大一次喜悦。那天夜里,同志们兴奋的几乎一夜没有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