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战邮的创建和发展
作者:赵志刚 来源:中国邮政网 发布时间:2017-10-17 

  1941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到时候,从整个抗战形势来看,日本侵略者的泥足已越陷越深,处在疲于奔命的被动挨打局面。当时,在国际方面,6月22日,爆发了苏德战争;12月8日,爆发了美日太平洋战争。国内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收复县城150余座,毙伤敌伪军40余万人。各个抗日根据地已日趋巩固,仅在山东地区,就已有7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由分散到逐渐形成一片。根据地的广大人名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也日趋迫切。

  在此形势下,我刚从中共山东分局举办的第一期高级党校学习结业,向分局报到时,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对我指示说:“中央指示,要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书刊报纸出版发行工作,开辟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可以采用战时邮局的组织形式,使各抗日根据地相互联系起来。并指定我在山东根据地内负责筹建这一工作。朱瑞同志还解释说:“为什么叫你来负责呢?因为你过去在满洲省委较长期担任过地下交通工作”。我当时表示,搞秘密交通虽然有点经验,但对战时邮局工作来说,却是个外行,恐怕不行。朱瑞同志笑嘻嘻地说:“不怕,我给你调个‘专家’,!”我一听,要调个“专家”帮助我,我才答应下来。

  我认为调的人只要对邮政工作有些经验就好办。当时,我一方面像山东战区工会要人,一方面琢磨着如何筹建的问题。1942年1月,经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批准建立了机构,对外称省民邮局,委我任民邮局局长。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发动所谓“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秋季大扫荡开始了。筹建战时邮局工作一直拖到大扫荡结束后才继续进行。

  中共山东分局终于把那位“专家”调来了,我们一见面,想不到是我早就熟悉的李旦夫同志。1937年抗战开始时,他随同青岛抗日流亡同学会到达山东诸城,当时我正在诸城担任临时县委工作,随后日寇侵占诸城。我们又一块到了山东的日照县进行抗日工作。我过去不知道李旦夫同志做过邮局工作过,这次见面我问他是否搞过邮政工作时,他说抗战前在青岛邮局干过。我说朱瑞同志把你作为“专家”介绍给我的,你要把你知道的一些邮政经验运用到我们战时邮局工作,由于我们是战时邮局,也不可能完全依照旧时邮局的那一套,要以适应战争需要为主。李旦夫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在筹建战时邮局工作中合作的比较好,因此筹建的时间也比较短。山东战邮机构之所以进展很快很顺利,主要是中共山东分局的重视与大力支持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

  为了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还要靠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合作。邮、交、发合一,早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想解决这一问题,抗战以后,各抗日根据对此也还没有经验,这是战邮筹建中一个政策性很强的任务。因此,在征得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同意和大力支持下,我们首先与山东《大众日报》社共同商讨关于出版、发行的组织分工问题,在共同利益一致、都为满足人民精神食粮需要的基础上,很快谈妥,所有报社设在各地的交通发型组织合并交给战邮统一领导管理,报社保证按时出版,战邮保证按规定时间送往各地并按时发出。因为有这样的分工合作,才是敌后的书报出版出版发行工作能够到处开花结果,受到党政军民的积极支持、帮助和欢迎。

  关于根据地党内文件传递问题,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也决定将机要通信交给战邮总局负责传递。随后又发展到抗日部队中的书报发行和信函的收投问题。为此,山东战邮总局与部队共同协商,建立了各部队中的军邮。这样不仅活跃了部队中的文化生活,也解决了指战员的书信传递问题,方便了战士们与家中亲友的通信联系,在巩固部队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山东分局为了彻底贯彻一元化领导,1943年3月又进一步决定:山东战邮总局局长,同时也是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的交通科科长、山东《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部长,要求三方面必须密切配合,彻底解决邮、交、发三位一体的组织领导形式。这对工作的相互配合与发展,起到了更进一步的推动作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山东邮、交、发三位一体的战时邮政机构曾一度分开。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我解放区进行疯狂进攻,挑起新的国内战争。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山东邮政管理局与《大众日报》及各战略区的报纸发行部门再次合并,这样,经过战争考验、行之有效的邮、交、发合一的邮政通信组织形式,就巩固地发展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山东到处设立碉堡、岗楼、封锁沟、封锁墙。到1943年上半年,山东的敌据点达3000个以上,最密地区平均三至五华里一个,平原地区平均5个村庄就有两三个据点。在敌人如此严密的封锁下,山东战邮职工开辟了冲不散、打不断的千百条邮路,把被敌人分割的滨海、鲁中、鲁南、渤海、胶东各行政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在封锁线上,我们组织了武装交通队,护送邮件和书报等。在敌占区,我们还组织了武装发行队,同志们冒着枪林弹雨,来往穿行在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之间,昼夜奔驰在1700多华里的邮路上,把党报及时传送到敌后的广大军民手中。他们不仅传送机要文件,传送党报,护送干部,并且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的铁路沿线,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敌人,保护群众生产。

  为了完成党报的发行任务,山东战邮职工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只要党报能出版,我们就能发出去!”“党和人民政府活动到哪里,我们就发行到哪里!”“前线在哪里,党报就送到哪里!”他们还提出做到“争取每张党报能供10人阅读”的目标。他们不仅把党报及时送到读者手中,而且还将村干部、民兵、工、农、青、妇等团体和小学、夜校、识字班,组成各种各样的读报小组,开展群众性的读报活动。战邮职工还收集群众对山东党的机关报《大众日报》的意见和要求,使党报编辑工作与广大群众紧密结合起来。

  山东战邮职工千方百计将《大众日报》散发到敌占区去,以达到动摇、瓦解敌军的目的。他们有的利用夜间进入敌占区,把报纸散发、张贴在敌据点的大街小巷,或塞进敌伪头目住宅的大门缝里;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把报纸带进敌据点,秘密传送到敌伪人员那里去;有的利用弓箭,把报纸射到敌伪据点里;有的在敌军行动必经的路口、村庄,把报纸张贴悬挂在村口上、树上、高粱秸上,或用石块压在敌人行进的大路上。敌人发现了《大众日报》,虽然当时我军并不在那里,但也往往将敌人吓得乱作一团,如临大敌,猖狂开枪、开炮,不敢前进。1948年8月下旬,蒋匪军窜到莒南县坪上一带的时候,便有三个蒋匪军士兵拿着我莒南邮工散发的《大众日报》和宣传品,前来我军投诚。他们说:“当官的说,谁开小差,就会被八路杀掉,因此我们不敢跑。这次在路上拾到你们的报纸和宣传品,才知道你们优待俘虏,所以我们就拿着报纸和陈毅将军的通行护照(宣传品之一),大胆地跑过来了。”当时群众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地说:“邮局同志真是好,张贴报纸到处跑,瓦解敌人开小差,不用抢来不用刀。”

  还有上海的一个新闻记者,在当时蒋管区杭州亲眼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杭州有的书店老板,暗中出售解放区报刊书籍,被国民党警察发觉,予以没收。但书店老板并不因此罢手,他们还是照样弄到一批批解放区的报刊书籍秘密出售。那些没收解放区报刊书籍的警察们,也没有把没收的东西上缴或毁掉,而是一转眼,来个抬高市价,做无本生意,大发其财。这个新闻居然在上海报纸上登了出来。

  1946年1月到8月,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存在期间,那里的国民党报纸,谁看到谁骂一阵,但每次由飞机带去在张家口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和在临沂出版的山东《大众日报》人们却爱不释手地抢着看,边看边说:“真是不远千里而来的好朋友!”因此,有的群众把我们散发到敌占区的报纸叫作“文化炸弹”。

  在战争年代里,为了完成传送邮件和党报发行任务,我和山东战邮职工创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出现了大批的模范人物,评选出庞耀、葛春亭等同志为山东战邮英雄。他们的共同口号是:“人在文件在,人与文件共存亡”,而且要求“迅速、准确、普遍、起作用”。如发行英雄凌文起同志,他经常一个人单独活动在远离县局的敌区,经常带兵在敌区张贴党报,使见到我们报刊的敌伪“还乡团”、“自卫队”误认为有一个独立营在那儿活动。因此,凌文起同志外号叫“独立营”。有不少像凌文起同志那样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的同志积劳成疾,甚至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党的通信事业。从1942年到1948年间,山东战邮约有345名同志英勇牺牲。如赵镈县邮局局长华光(真名肖云庆)同志,带病坚持工作,1943年不幸被捕,惨遭日寇鞭打、火烧乃至用子弹剔肋骨,但华光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日寇下毒手活埋。又如鲁中区战邮局交通科科长岳赞臣同志,在1943年日寇“五一”扫荡中,他去太行山地委检查交通工作,不幸与敌人遭遇。他单身一人对敌作战,寡不敌众,腹部受重伤,但他仍咬紧牙关冲出重围,把机要文件和沿途各站人员名单藏在老百姓一个草堆里。当别的交通员找到他时,他只说出一句话:“把文件和枪交给上级”,便英勇牺牲了。这样的英雄事迹是写不尽说不完的。在345名烈士中,绝大部分是20到30多岁的青壮年,最小的只有15岁。他们有的是在突围中牺牲,有的是不幸被捕,被敌人惨无人道的用火烧死、投井淹死甚至活埋,也有的被敌人用刺刀挑死、用刀砍死,或用锯锯死。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今天的人民邮电事业,就是千百万革命烈士用鲜血白骨换来的。我们一定要把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基层下来,把革命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